贷款 贷款攻略 新型贷款 聚焦博鳌|企业家和银行家在博鳌最关心的一个词:金融风险
聚焦博鳌|企业家和银行家在博鳌最关心的一个词:金融风险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杜涛 宋笛参与博鳌论坛的企业家、银行从业者和学者是如此热衷于金融风险的话题,以至于在一次分为三个主题的闭门会议中,关于金融风险的讨论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到了第三个话题“新经济”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继续讨论。

3月24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杨主持了博鳌新闻中心的一场关于金融风险发布会,开始时听众寥寥数人,但结束时房间已经挤满了记者。在这次会议中,李杨表示目前中国的杠杆风险主要存在于企业之中。

数百名政府官员、学界研究人员以及上千名企业家再一次聚集在中国海南省一个面积不足90平方千米的小镇——博鳌镇——试图为中国有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开出一张诊方。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防范金融风险就被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内的多个重要的政府会议反复提及,2016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2017年的防控金融风险将被放置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金融风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议题。在2008年的博鳌论坛上,金融风险就曾经是关注的焦点。尽管今年博鳌论坛的主题是“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但在42个分论坛的议题中,有超过10个论坛的议题设置与金融、资本相关。其中两个论坛的议题设置则直接指向了近20年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与2008年次贷危机。

2017年的博鳌论坛再提金融风险,一个重要的潜台词就是经济增速放缓会让金融风险的曝露加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在博鳌论坛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表示,目前最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于宏观经济层面,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冲击,其中包括不良资产上升、风险从企业负债表转移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等,这些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以被掩盖起来,而在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时期就会显露出来。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一线城市房价飙涨与调控政策的博弈,正在引起更多的关注,其中最大的担忧就是房地产金融化、地方债务等问题有可能转变为金融风险点。

诞生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博鳌亚洲论坛——1998年,在金融危机正在亚洲各国蔓延开来时,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和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提出建立“亚洲论坛”的构想,这一构想最终在中国的支持下落地成为目前的博鳌亚洲论坛——在19年后,博鳌论坛正在尝试从此前的两次金融危机中汲取到足够充分的经验和方法以给在2017年前两个月多项经济指标表现优异的中国,用以应对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

凡普金科创始人、首席执行官董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风险和监管都是金融的一部分,任何形式的金融创新都需要评估和管理风险,而管控金融风险也是金融监管机构最主要的工作。中国作为全球互联网金融发展最领先的国家之一,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当然也因为行业早期的良莠不齐,存在一定的风险,在此时强调金融风险监管恰恰是监管希望互联网金融融入现有金融体系。

要求完善监管制度的建议也被多次提及,一位金融监管层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金融监管要解决监管错位的问题,此外风险防控意识不足以及监管标准不统一导致监管套利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胡滨也认为,金融领域的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造成的制度性错配问题需要高度关注,他的建议是,在一行三会之上,建立一个实体的协调机构。

风险在哪里?

中国是否会发生金融风险?

在这个问题上,参加博鳌论坛的一些企业、银行、经济学家尚未达成共识。在可能存在的风险点上,业界却有着趋同的见解,达成共识的关键词为:不良资产、房地产金融化、汇率以及地方债务。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第一个金融风险点是房地产的资产价格泡沫,也是最被关注的一个风险点。其次便是地方政府融资,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PPP、引导基金等,规模比较大。

中诚信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李诗同样提示了债务风险,她认为债务的积累不仅让实体经济偿债压力上升,还让金融体系内部运行发生变化。以银行为核心的一系列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金融体系杠杆水平整体上升,而企业融资的资金链条则越来越长,过程中牵扯的中介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参与机构的增多既增加了这一链条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给监管带来相当难度;无论是此前大行其道的影子银行,还是近两年快速增长的同业业务,都是金融体系自我膨胀的表现。“这种自我膨胀加剧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的循环流动,降低了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同时大量资金通过杠杆交易进入金融市场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而杠杆交易的高风险和不稳定性也加剧了金融风险。因此针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去杠杆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李诗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另一些局部性或区域性的风险也得到了关注,比如互联网金融的风险。

董祺认为,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风险主要分为几个方面,在网贷领域包括:第一,业务模式违规风险,不少公司以创新为名绕过现有金融监管框架,比如非法集资、非法揽储自融等;第二,金融专业能力缺乏导致运营性风险,包括资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第三,监管下非合规业务的有序退出问题,这一问题如管理不当也会产生“践踏”。

在部分金融业人士看来,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也造成了资产管理的分散,从而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上述金融监管层人士就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监管标准不统一会导致监管套利,特别是现在分业监管体制下,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以及传统金融产品会收到比较严格的监管,但跨市场、跨行业的产品和一些非传统金融产品和业务受到的监管较为松散甚至存在监管真空,这样会导致监管标准的不统一,从而利用这种差异进行监管套利。

上述金融监管部门人士给经济观察报具体分析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资管面临的问题。“银行业方面现在面临的是盲目扩张成为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扭曲了资产定价,抬高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该金融监管部门人士说。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7年3月2日针对普遍关注的“影子银行”、监管套利、通道业务、链条太长的问题表示,目前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包括保险公司都开展了资产管理业务,由于监管主体不一样,法律规章也不一样,有关的规定也不一样,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导致了一部分资金所谓的脱实向虚。

证券资本方面则是松绑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资本约束、投资范围等要求,刺激银行业资金监管逐低,大量通过证券类机构“出表”,证券机构作为通道的资产管理业务快速扩张。

保险业方面,则是监管部门出于行业发展考虑,导致经营风格激进的中小公司越来越多,万能险等产品在投资范围限制和资本要求都较银行业宽松。

两次危机的启示

“三万亿你们就不怕风险了?到两万亿就怕风险了?”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反击道。

蔡鄂生反击的是印尼投资协调署的主席托马斯·崔卡西·伦邦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中国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人民币就有可能出现贬值,从而回到了1997年的情况。——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多个亚洲国家出现了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的情况。

这一次争论发生在3月23日博鳌论坛的一个以“亚洲金融风暴:20年后的再思考”的分会场中,在这个会场中,大部分外籍嘉宾都更关注于汇率和外汇储备的波动,这些嘉宾来自经济学界以及金融管理机构,而这种对外汇储备以及汇率的敏感则来源于2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所获得的教训。

蔡鄂生不认同这种过于简单的数字化分析,他认为还得看机制和改革过程中的能力,“现在对中国来讲是怎么更好的处理,就是在我们改革条件下一个汇率机制完善和这一个朝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要走的路。”蔡鄂生解释道。

更多的国内经济届人士则更关心的是国内宏观经济形式变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在他们看来,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许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

胡滨在博鳌论坛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目前最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于宏观经济层面,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

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快了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也在逐步从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增长。

这种放缓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此前被经济增长掩盖掉的一些风险点在经济增长放缓后逐渐暴露了出来。比如不良资产的问题,因为有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对冲,不会表现那么明显。当增长速度下来之后,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会逐步开始显现,当不良资产从企业负债表进入了金融机构的负债表,金融风险就会增加。

李杨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这种长期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带来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出现诸如从基础金融产品到证券化类产品,再到CDO、CDS等结构类产品;大宗商品市场全面“类金融化”;市场中介机构行为扭曲等现象。“脱实向虚”进一步给金融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现在金融变化是加速的,特别是新技术的应用对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变化带来速度之快,使得不确定因素增加,但是现有的监管框架是稳定的,不能够及时的对风险进行反应,比如黑天鹅事件增多。”胡滨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预测认为,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30年三个时间段内,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区间增速逐年递减的趋势明显,这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中,潜在的金融风险点有进一步明显的可能性。

一些经济学家将房地产金融化视为值得关注的金融风险点,在博鳌论坛的一次闭门会议中,相关银行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通过投资房地产市场维持经济增长速度是目前中国宏观调控重要的工具之一。不断上涨的价格让房地产成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也不可能完美地回答这一个问题。”蔡鄂生面对记者针对房地产调控提出的问题时,做出如此的回答。

在蔡鄂生看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很复杂,不能单纯从企业角度来看,这一个要从整个机制来看。房地产本身处于一个去库存和整个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影响利益面之大,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各方的利益。

博鳌诊方

博鳌的第一剂“猛药”指向了金融机构。“现在中国的银行业,你要是脱实向虚没有活路”,蔡鄂生在3月23日的博鳌论坛中直言道。在他看来,金融机构要重心下沉,回归主业,现在中国经济体里面信贷总量,银行贷款比例占比太大。

无独有偶,一天后,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也在博鳌论坛中直接表示防范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让风险暴露,要允许金融机构破产。

“我们从2008年以来看到的所有的金融当局都在力图挽救金融机构,不让它破产。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说当金融机构扩张的时候,创造了那么多的多余的流动性,但是由于没有机构破产,那么多余的流动性永远不会被消除掉,所以我认为个别金融机构的破产既是对市场风险的一种提示,也是在消除市场的一种坏的东西。”吴晓灵在3月24日的博鳌论坛中如此表示。

在一个博鳌分论坛的门外,国民信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白穆春对经济观察报表达了另一种对于金融风险的观点,在白穆春看来,最根本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方式在于推动实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推动金融机构为实体行业服务。“目前的金融行业需要与实体行业进行更好的结合,让金融机构回归为实体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属性。”白穆春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博鳌的第二剂药方指向了监管机构。目前的金融监管机构被一部分金融从业者认为存在一定的协调不足,这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造成了一些障碍。

上述金融监管层人士对经济观察报分析道,现在金融监管面临监管错位,过于关注行业发展,风险防控意识不足以及监管标准不统一,导致了监管套利的问题。“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表现出较强的‘父爱主义’和‘地盘意识’,脱离监管职责而过于关注本行业的做大做强。”上述金融监管层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胡滨在博鳌论坛中也对经济观察报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现在需要高度关注的风险是分业监管和实际的混业经营造成的制度性错配问题,比如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风险,这些错配的风险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防范的核心是监管体制要改革,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调整,比如如何建立一种实体性的监管协调机构,这一机构需要比以前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更加有效的落实监管政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就在2016年的一篇名为《中国金融监管地盘意识比较强》的文章中指出,目前中国监管当局的地盘意识较强,把机构当成自己管理的对象,加之法治环境不够健全,市场机制也不够完善。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保持人事上的密切关系,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这已被长达十年的经验所证实。如果我们从机构设置上加强央行与银行监管的联系,以后能够减少摩擦和协调成本,金融运行将更加顺畅。

吴晓灵在文章中提出,实施专业性强的金融监管,建立以央行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机制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有利于国务院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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