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 贷款攻略 新型贷款 留住1.7亿农民工就是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户籍改革
留住1.7亿农民工就是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户籍改革

《财经》记者 张倩/文 朱弢/编辑

“我们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就是新的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表示。

蔡昉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其主要表现为“未富先老”,即人均GDP水平与人口老龄化水平并不相称,更直接的反映则是劳动力的短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连续5年净减少。这种短缺使得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速,提升了单位劳动成本,中国因此正在快速丧失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蔡昉指出,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投资回报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下行等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挖掘城市化的潜力,继续通过城市化提高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资本回报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

2016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7.35%,但户籍城镇化率为41.2%。蔡昉认为,这种差别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农民工进城后,并未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这使得其劳动力供给不稳定,40岁以后的农民工多选择返乡。这意味着他们从生产率高的城市部门退回到生产率低的乡村部门,结果是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利。

要解决怎么把农民工留下的问题,关键点是户籍制度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表示,新型城镇化应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增加人民的福祉,他透露,最近中央层面正在准备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一个被特别关注的统筹理念。

在蔡昉看来,虽然各界对户籍制度改革已有共识,但推进仍不够快。目前已达到的41.2%的户籍城镇化率,部分是因为地方政府改变了行政区划导致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落户,也并非是以提高生产率为导向、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改革的难点在于,将农民工变为市民需付出较高成本,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需要财政支出。蔡昉认为,应该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理地分担改革成本,进而形成合理分享户籍改革红利的预期,使得地方和城市政府得到改革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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