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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业文明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趋势性创新是创业者一定要关注的事情,但是小微企业的创新很难走到市场上,如果解决了这个创新问题,创业服务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从而产生出巨大的价值。

有专家指出,从全球来看,互联网已经大大促进了超链接。从前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已一跃进入中等行列。新兴技术,如清洁科技、纳米技术等,使从前难以想象的事物成为可能。“公司”已经裂变成多样的商业实体,如公益企业、对冲基金、更美好的企业等。正如过去一样,现在的世界正在完全地发生蜕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新商业文明与企业转型升级”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主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2017新年论坛”在北京举行。

以消费数据为基点

首先,尼尔森大中华区副总裁张霖介绍了尼尔森在中国所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监测情况,该指数超过一百,说明这个国家的消费者非常有信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如果信心指数低于一百,说明民众对市场经济、对国家的经营管理存在一些担忧。该指数的测算包括三个重要维度,分别是对就业预期的判断、个人的经济状态、个人的消费意愿。数据显示,中国从2014年到现在,消费者信心指数一直都超越一百,但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数字回调到了106。这说明中国民众目前仍保存蓬勃积极的消费态度,而全球的数字是99,说明在全球经济的调整下,各国人民对全球经济仍持表示观望的态度。

聚焦于中国市场,东部地区消费者信心指数呈上扬的状况,并且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20%,此外,由于“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的政策支持,西部地区的数字也呈正增长态势,但在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则有回调出现。西部地区的花销,大部分支出是以生活用品为基础的。东部地区以享受型、文化型为主,51%的人有外出就餐的习惯。另外有服饰的要求,包括饮料,包括休闲度假,这是非常明显的。

在其看来,东西部的差异说明东部地区的消费已经上升了一个台阶,主要是以享受、消费升级为主,体现在高品质的生活质量上。西部地区目前更看重自己生活状态能够有提高。对于北部地区的数字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放缓带来的消费者信心受挫。人才流失、老龄化都比较严重,出生率过低。

此外,一线城市中,数码产品、购房按揭需求占比较多。二线城市的人们对于护肤美容、服饰、数码产品比较感兴趣的。而三线城市,对于服饰、化妆品和个人数码方面的花费较多。90后的的消费信心指数高达110。这一群体更愿意花钱,更有花钱欲望,更有消费冲动。第一,他们比较以自我为中心,非常有个性。第二,研究发现90后愿意为创新、个性的产品花两倍的价格。第三,他们有寻求共鸣的需求。此外,网购在90后当中渗透率非常高。

创业邦合伙人、创业创新知名专家王玥表示,新消费阶层的崛起促发了消费升级,并引领了时代的发展。中国中产阶级已经达到2.9亿,超过美国。而根据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大爆发后的历史看,第一个引爆的行业就是海外旅游,当下在中国,这个规律同样存在。爆发的第二个行业是金融服务,包括保险、理财等。

创业者如何握住机会?王玥建议,第一要建立自己的竞争壁垒,首先,有技术含量最好,此外,建立品牌同样重要。第二要建立可持续的融资战略。“中国市场的钱太多造成项目远远比美国贵,但项目的价值和竞争力并没有美国的那么高。一个公司是需要持续融资的,并不是融一笔钱就可以直接IPO了,可能要经过A轮、B轮,甚至还有C轮、D轮,这样的话,可持续融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下子把自己的估值拉得很高,与本身价值不完全相等的话,后续融资就会出现困难。”

尼尔森大中华区副总裁张霖认为,企业的创新研发必须以自己的消费人群为主。“只要找对了人,把他们的想法反馈到技术创新当中,就能够真正打动这个群体”。在其看来,无谓的、没有针对性的技术性创新会浪费企业的资源。“我们倡议企业要更好的对自己的服务人群有更深入的了解”。

Benative本那创始人李林表示,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逐渐上升,消费者对于产品功能的需求和审美需求都会同步增长。而对于自己所处的高跟鞋领域规模能有多大的问题,她称,“百亿的市场没有问题,至于天花板,那在于你的想象力”。

新商业文明是多方共赢

“新商业文明是保证商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商业文明不是做公益,而是通过创新,构建一种新型的商业利润模式,从而实现企业与社会、与顾客、与员工、以及与环境的共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李永强表示。

“我们正在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商业文明应当说是保证未来商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商业文明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担当,意味着合作,意味着共赢。旧的商业文明过多关注利润和股东的利润最大化,新商业文明格局下,企业则具备更加开放、更加长远的视角。”李永强强调。

“新商业文明不是做公益,而是通过创新,构建一种新型的商业利润模式,从而实现企业与社会、与顾客、与员工,以及与环境的共赢,形成一种更加健康、更加持续的商业模式,可以使企业超越旧的商业文明,获得新型竞争优势的源泉。”

在新商业文明的背景下,企业家精神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除了领导力,创新这些传统的要求之外,企业家精神更重要的内涵是人文关怀,企业家应该关心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的未来,如果企业家只懂经商之术,没有思考为何经商这一问题,手握先进技术的企业可能带来灾难,而不是福利。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组织生态与人才战略教授周禹谈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表示一种是社会成本分担论,企业占用社会资源,天生要付出社会成本的。二是社会责任绩效论,企业做社会责任,最后会带来商业上的好处。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组织生态与人才战略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禹表示,在新商业文明下,资本和人力资本开始对等共同治理,雇佣关系进化成合作关系。

员工只需要有点思维就可以了,管理者在为整个流程,整个系统,最后的结果兜底、负总责。企业家是先予后取的角色,渠道商的钱得给,股东的红得分,把该给的都给完了,还剩下的才是企业家自己的,企业家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一个分享价值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表示,雾霾与企业片面追求利润、违纪违规偷偷排放有关,也与缺乏有效监管的市场经济相关。这种时候,必须寻找新的商业文明,企业要重新理解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也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社会转型的必要性非常明确,但是往哪里转,这个方向是缺乏共识的,在社会中甚至存在争议或者尖锐的对立,必须要深入探讨。转型不仅仅是产品的升级,技术的更新,组织变革,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精神层面的升级,需要新的理念、价值观,需要追求新的商业文明。

“国内企业普遍对企业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的理解非常狭隘。马云讲,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现在国内的标杆最牛的企业华为,讲的是以客户为中心,奋斗者为本,文化就是客户为中心,奋斗者为本,谁对客户好,企业对谁好。我们很少听到社区和社会等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企业所在的社区和社会呢?前者是旧商业的一个理解和惯性。第二,我们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过于狭窄。想想社会责任,想到了救灾,想到了捐款,但是节能减排环保公益在社会责任里面很少看到这个定义。媒体报道,上海一家餐厅把要过期没过期的食物放在街上,给需要的人免费领取,这些现象开始在社会涌现,伴随着共享经济的诞生,在社会越来越多。”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表示,企业家要有一种自我分别善恶的能力,承担责任前先明善恶,这样商家决策前,才能区分是否有恶果,以及行为后的责任问题,而不是为恶而不自知。

谈到新商业文明的本质,其表示是要把能够提升人类全民的生活水平的发明与创造当做目标,把股东利润转化为利益攸关者的价值,进而推及社会,形成社会资源,生态优化,人性道德提升。动机与动力不只在寻求利润,更不在垄断市场,忽视利益大众的价值。新商业文明要创新,创新要利用科技,但发明最终还是需要人自身的提升。商业需要人的文明,不只是机器的文明或者是科技的文明。人的发展是创造力最大的发展,必须把人的发展和人的长远的群体发展作为终极目标,必须要增进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为标准。组织领导决策和管理方式也应该有相应的改变。

企业家应该有适当的利润,不过要注意是合理的利润,不能是一种暴利。暴利问题现在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成中英坦言,这也涉及到有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交换的关系。交易本身必须真实有价值,还要简易化,变得很友善。不管是交通还是买卖,现在缺少一种友善性。企业家要有一种自我分别善恶的能力,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需要一直考虑。承担责任之前先明善恶,这样商家决策前,才能区分是否有恶果,以及行为后的责任问题,而不是为恶而不自知。

关于新商业文明的发展,周禹提出在多元的契约均衡结构下,资本和人力资本开始对等共同治理,“资本别过度野蛮,人力资本也别过度骄傲。”资本和人本之间过去的代理契约转化为合约契约,人力资本要和资本一起共享剩余控制权,特别是共享劣后的分享权。雇佣关系将来应该进化成合作关系,管理控制转变为授权赋能,变成承诺契约。过去讲薪酬分配,将来在激励机制上一定会强化更多的权益分享,把权益性的报酬、分享性的报酬归位,最后绩效优先,回归工作、生活、身心的平衡。企业规模过去强调规模优势,将来是小而美;以前强调组织统筹,将来充分释放原生的动力。在业务链上,业务文明以客户为中心,虔诚的为客户服务。“企业和企业从博弈关系变成交互关系,越来越强调生态观。”

著名独立财经观察家秦朔认为,中国商业文明远远落后于经济总体规模的成长速度,中国个人的财富增长在2015年已超美国,中国的首富在全球的排行榜大概是20位,但中国富人社会贡献远远不够。2016年,同学问比尔·盖茨,假如你有一种超能力,你希望做什么?他说他要许一个愿望,还是要帮助最贫困的人,能够用便宜而清洁的能源去帮助他们。比尔·盖茨思考的问题是撒哈拉以南十亿人中还有70%的人用不上电,印度有三亿人用不上电,而在这之前,比尔·盖茨基金会解决了非洲很多疾病的问题。

“我们很少去质疑中国富豪排行榜身家以多少速度在上升,但是当普通的民工成本稍微上来,许多专家就说我们成本上升太快了,这个在全世界是很难去想象的。现在工资收入稍微上涨一点,就有很多企业家说成本太高,”但从商学院角度来说,跟亨利·伏特当年所提出的工人的工资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多到公平。大量商业活动受到了微观的随意的干预,很多企业家身心俱疲。发达经济体是讲法制,或者是依法办事,中国很多地方是讲办法,要搞关系。虽然中国经济规模很大,但是要支持经济长期快持续健康发展,还是需要经济法制化。

如果站在文明的立场,很多商业应该关掉,根本就达不到国家的标准。但是这样行吗?不行。做企业“难”是永远的,但是“困”这个事要注意,这个困如果因为体制机制,因为不合理的政策,那么大家确实应该想办法去解困。困是靠社会、政府方面、银行解决。很多企业之所以“难”,是因为做得太差,非要呆在这个市场里面。难这件事情,一定要去衡量,能不能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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