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 贷款攻略 新型贷款 经济形势须警惕五个苗头性变化:粮食,货币、投资、居民收入及资本外流
经济形势须警惕五个苗头性变化:粮食,货币、投资、居民收入及资本外流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尹中卿

(作者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本文首发于总第795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重要一年,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深化之年。从宏观经济形势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外界对中国经济焦点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笔者认为,近两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苗头性变化,需要高度重视并妥善予以应对。

食面临减产

根据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2429亿斤,比2014年增产280多亿斤,实现了历史上连续12年增产。2016年,总产量达到12325亿斤,比2015年减产104亿斤,其中早稻减产2.7%、夏粮减产1.2%,全年减产1.8%。在粮食生产在连续12年增长之后,第一次面临减产。

笔者认为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粮食价格国内与国际“倒挂”。 由于生产成本等因素影响,近几年来,中国国内小麦、玉米、大豆、大米的价格均比国际市场配额内到岸税后价格还要高,少则每吨贵几十元,多则每吨贵上千元,收购后没有企业愿意购买。目前,主要农产品价格碰上天花板,成本还在继续爬升,农产品进口关税“防火墙”作用基本失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业补贴已经用尽。

二是粮食库存过高。由于农业连续12年增长,现在粮食储备量已经达到历史高位。2016年末,政策性粮食库存超过1万亿斤(仅玉米就接近8000亿斤),几乎相当于全年粮食总产量,直接用于粮油储备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去年接近2000亿元,占用贷款超过1.3万亿元。过高库存不仅占用了大量金融资源和财政资金,而且过度消耗土地肥力,阻碍农业种植业的结构调整。

三是农产品供需缺口扩大。近几年中国进口大豆都在6000万吨以上,进口谷物也在l500万吨以上,粮棉油糖肉和奶净进口量大约相当于9亿亩左右播种面积,接近中国耕种面积的一半。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以及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中国农产品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按照当前生产和需求发展趋势,到2020年,进口农产品将相当于10亿亩左右的播种面积。如果出现粮食危机,不要说国际贸易粮源有限,即使有粮源运输都成问题。

对粮食减产苗头必须高度重视。近年来粮食生产实现12连增,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农业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2016年粮食小幅度减产已经发出明确信号。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38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要以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目前,一些地方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大,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地下水严重超采、土壤退化、面源污染加重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农业组织化程度、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农业管理体制等方面还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种粮效益偏低,已经影响到了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因此,必须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着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要利用最近国内外市场粮食供给宽裕、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走低的时机,探索在部分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试点,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间投资大幅下滑

在投资增速跌入15年最低点之际,民间投资出现第一次大幅度下滑。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8%,剔除价格因素增长11.8%。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9.7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1%,剔除价格因素增长8.8%。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投资仅增长3.2%,增速降低6.9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增速低4.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的占比从2015年的64.5%下降到2016年的61.2%。

造成民间投资下滑可以说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投资环境不完善。受公共服务开放不够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民间投资仍然遇到各种“玻璃门”“弹簧门”,在整个贷款中,国企贷款占整个贷款将近80%,而民营企业只占20%左右。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项目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大于协同效应和带动效应。

二是投资信心不足。由于当前市场需求疲弱,民营企业家不愿、也不敢投资实体经济,这就容易导致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生钱,投机热,实业冷。由于国内无利可图,必然向国外投资,出现“外热内冷”现象。

三是融资渠道不畅。由于金融改革滞后,以股市、债市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急需要完善直接融资比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急需改善间接融资体系,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有效推动商业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使民营企业有钱可投。

必须高度重视民间投资下降苗头,如果民间投资上不来,整个经济就难有起色。当前影响民间的因素十分复杂,需要下大力气解决民间投资的投资环境、投资信心和融资渠道等问题。

就经济本身来说,要扶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实体经济盈利率。一方面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另一方面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近年来实体经济盈利率只有3%〜5%,但银行利率已经达到5%〜6%,很多企业实际在替银行打工。一些实体企业只能把资金转移到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获取高收益。从经济之外因素来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对民间投资“区别对待”, 对于国企的项目关于扶持,对于民企的项目则畏首畏尾,害怕被追责。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很多项目的资金、土地到位,但是却迟迟难以开工。迫切需要调动各方面特别是各级政府和有关人员的积极性。

币“剪刀差”

在流动性连续近20年急剧增长条件下,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第一次出现“剪刀差”。2015年12月末,广义货币139.2万亿元,增长13.3%。人民币贷款余额新增11.7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加上地方债置换增量约为15.4万亿元。各类债券累计23万亿元,同比增近90%。2016年12月末,广义货币155万亿元,增长11.3%。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104.8万亿元,新增12.65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7.8万亿元,多增2.4万亿元。各类债券累计36.35万亿元,增长56.7%。2017年1月,人民币贷款余额新增2.03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7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近两年来,在流动性宽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狭义货币(现金+企业活期存款)增速大大超过了广义货币(狭义货币+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导致了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二者之间的“剪刀差”。2015年12月末,广义货币增长13.3%,狭义货币增长15.2%;2016年12月末,广义货币增长11.3%,而狭义货币增长21.4%,其中7月一度飙升至25.4%。有的专家把这种是M1增速大大快于M2增速的剪刀差称作“流动性陷阱”。决策者为了推动增长释放流动性,一些企业虽然获得了大量低息贷款,但并不愿意投资或者雇佣更多员工,而选择把钱放在银行或者成立财务公司再贷给其他中小企业,或者通过高收益理财产品进行金融投资以钱生钱,或者到海外寻求投资并购,这种流动性陷阱阻碍中国走出经济困境。

这一困境是由多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企业囤积现金。缺乏高回报前景,促使企业囤积现金并投入短期高收益产品。因为宏观环境负利率提升了市场参与者包括企业、地方政府和居民家庭持有货币的意愿,使得货币的投机和交易需求大幅度增加。

二是大量现金脱实向虚。因为金融机构纷纷向市场推出大量的高收益、高风险理财产品,所以渴望获得高收入的银行、追求高收益的公司和持有大量存款居民家庭之间,就建立了资金循环关系。居民找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比如现在保险公司的万能险,5%、6%的收益率回报,而保险公司拿到之后再贷给房地产开发商和其他金融投资者,形成了一种循环关系。资金都在虚拟经济中转圈,并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

三是有可能大幅度提升通胀水平。广义货币余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8年近120%飙升到目前的200%以上,这个比例远高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虽然现在PPI、CPI还比较低,但是有人估算趴在单位账户上的活期账户资金接近40万亿元,在缺少投资的情况下,这部分资金可以立即转化为市面上的流动现金,不仅推高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还加大了为期更长的高通胀压力。

对于流动性过分宽松,大量资金脱实向虚,特别是M1增速大大快于M2增速的“流动性陷阱”必须予以警惕。流动性过剩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近两年CPI为什么没上来,一直维持在2%以下?因为PPI连续54个月下行,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竞相压价。实际上,即使这两年CPI维持在2%以下,实际上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肉禽蛋奶、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都在5%以上。从去年4月开始,大宗商品开始涨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房租等也开始涨价。PPI更是从2015年12月下降5.9%,转为2016年12月增长5.5%,很可能会传导到CPI。2017年通货膨胀压力不可小视,有专家甚至认为会出现滞胀。

本外流

在进出口连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国内利用外资。201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4.57万亿元,下降7%。其中,出口降1.8%,进口降13.2%。2016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4.33万亿元,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2%,在连续18个月负增长后,除了9月下降外,7〜8、10〜12月转为增长;进口增长0.6%,在连续33个月负增长后,8〜12月转为增长。

在此情况下,201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356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1456亿美元。201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137亿美元,增长4.1%;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增长44.1%。中国连续两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国内吸收利用外资,这还不包括以个人名义在境外购买不动产,以及通过地下钱庄等非法途径和私自携带资金出去的。截止2017年1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998万亿美元,连续7个月下降,跌破3万亿美元关口,创2011年2月来新低。

近些年来,面对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部分企业家信心不足,加之对财产权保护有一定担忧,选择移民或将投资转向海外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中国整体发展程度还不高、不同地区水平差异很大、中西部还需要大量资金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利用外资的关系值得引起重视。

民收入增速放缓

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行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GDP增长速度。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8.9%,实际增长7.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5%。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同比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6.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2%。

自2011年开始合计统计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来,一直高于GDP增长。从2011〜2015年,GDP分别增长9.2%、7.8%、7.7%、7.4%、6.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0.3%、10.6%、8.1%、8.0%、7.4%,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出GDP增速分别为1.1、2.8、0.4、0.6、0.5个百分点。2016年GDP增长6.7%,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6.3%,反而比GDP增速低0.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低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0.5个百分点。造成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的原因,除了收入分配政策本身的问题之外,主要是经济增速下滑传导到收入下降。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区间下移,经济结构发生更大改变,再加上能源消耗和环境约束的硬化,这些转变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滞后影响正在逐步显现。

一是种粮收入难以增加。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我国几乎所有粮食价格均比国际市场配额内到岸税后价格还高,国内与国际价格“倒挂”对继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形成严重制约,加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农业补贴已经用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低于农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

二是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明显。劳动报酬是城镇居民和进城务工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面对市场需求疲软,企业利润下降,短期内,受政府稳岗措施、储备人力资源等因素影响,企业往往减少劳动时间、降低工资。如果经济持续走低,必将从“降收入”传导到“减就业”,有可能对城镇居民收入造成更大影响。

三是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受到冲击。由于居民理财和投资渠道单一,受经济增速下行拖累和市场环境影响,居民经营净收入连续两年增速下降。由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也增加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确定因素。

四是转移性收入增长空间有限。近年来普遍提高企业退休基本养老金、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等社会保障水平,城乡居民的转移净收入增长相对最快。由于经济增速缓,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幅度更大,扩大财政支出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与财政支付保障能力的矛盾日益显现。对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大的西部地区,延续增收趋势也会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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