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 贷款攻略 新型贷款 郭树清首秀谈债转股:我们连婚姻介绍所都不算
郭树清首秀谈债转股:我们连婚姻介绍所都不算

刷屏一周后,3月1日,郭树清的新身份,被国新办以将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得到官方证实。

这样的方式,很特别。

而在今日(3月2日)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郭树清状态很好,金句不断,并与其它银监会与会成员互相调侃。主席助理杨家才在阐述非法集资问题时,表示在这方面山东做得很好,郭树清立即回应:我以前在山东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表扬我。杨家才:以前没有机会。

谈到债转股问题时,郭树清称,我们连婚姻介绍所都不算。副主席王兆星表示,对于债转股,我们没有规模没有指标没有进度要求,就像谈恋爱,是独立自主自由的。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携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曹宇和主席助理杨家才在国新办亮相

不可否认,本轮债转股被寄予了极高期望。郭树清称,推进债转股强调两点,一是市场化,二是法治化。“在这中间,不搞行政命令,没有指标计划,完全由当事各方自觉自愿协商谈判。”他表示。

郭树清表示,据统计,目前签了协议的债转股有4000多亿元,已经落实了400多亿元,这是市场化的做法,是可以持续的。债转股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降低杠杆很有帮助。不过他仍然强调,“扭亏无望、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禁止作为市场化债转股的对象”。

债转股的施行过程牵涉到银行、企业和政府多方,银行业人士究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伏安,CF40特邀成员、中国农业银行非执行董事陈剑波,浦发银行风险政策部总经理陆粮在近期就如何把握债转股与银行业支持供给侧改革分享了观点。

原创声明:

李伏安:CF40成员、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科学分析国家政策和银行业实施债转股的优势和困难,有利于银行业加快开展债转股。结合天津实际,可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健全顶层设计,获得政府支持。

从中央层面看,建议及时修订《商业银行法》和《破产法》等法律,为债转股提供法律支撑和保障。《商业银行法》中关于银行不得投资于非金融实体的条款尽管设有可经国务院批准的除外条款,但如需逐案报经国务院审批,其操作性恐有一定问题,如若进行一次性授权,则建议在授权时设置一系列明确的前置条件,以避免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操作变形,防止损失扩大和孳生道德风险。此外,应在《破产法》中关于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的表述中增加有关债权可转为股权的内容。

从地方层面看,市政府似可制定必要的引导政策,完善相关监管规则,依法加强监督,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为市场化债转股营造良好环境。

司法机关可以加大对恶意逃废债务等失信企业和个人的惩处力度,以维护金融机构资产安全,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同时,可以在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全面推开。

从银行业角度看,债转股对象以影响力较大的地方国企为主,多处于能源资源领域,债转股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天津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推动,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密切保持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债转股顺利实施。

二是坚持市场运作,严格审批程序。

市场化、法治化是本次债转股的突出特征,与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完全不同。建议天津市更多借助市场化的手段推进债转股,不搞“拉郎配”,银行机构在选择转股对象企业时坚持市场化选择,坚决剔除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做到转股资产市场化定价,资金市场化筹集,股权市场化管理和退出,并要依法依规有序开展。

债转股业务除需要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必要审批之外,建议邀请银行监管部门参加的审批工作组,借助其统观全局的经验,为推行实施债转股提供借鉴参考。

三是创新合作模式,维护银行利益。

债转股一般是商业银行的被动选择,其后承担着一定的损失概率,因此商业银行一定要做好各方面工作,努力维护自身利益。

首先,坚持以市场化方式运作,通过具有专业资质的无利益相关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股权评估,并经股东、债权银行、债权人等各方确认。严格规定商业银行有独立决策权,其他主体不得进行干预。

其次,保证债权银行占有债转股企业合理的股权比例,既不必达到绝对控股的持股比例,又确保银行具有实质性的股东权利。在债权银行不承担企业主要经营风险的前提下,以确保能够充分行使监督、资产保值、收益强制分配权和一票否决权等股东权益。

四是推进企业改革,建立退出机制。

银行债转股的目的不是长期持有股份而是适时退出,这就要求企业尽快走出经营困境,提升盈利能力,并建立相对顺畅的退出机制。债转股后,相关部门可推动企业改组改制,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尽快实现盈利。以上市公司、新三板、股权可进行柜台交易的公司为先,同时设计多种渠道退出,例如:股权回购、管理层收购、股权转让、IPO或者资产注入等。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承接债转股资产。尝试建立债权交易市场,对购买债转股企业产权的法人提供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鼓励城乡居民和法人投资者投资购买债转股资产管理计划和债转股企业的股票和债务重组基金。

陈剑波:CF40特邀成员、中国农业银行非执行董事

在债转股整个过程中,从投顾到融资到退出二级市场等都属于投资银行的业务领域,这是银行业务领域一个很重大的突破,可能对金融市场、股权投资市场有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此轮债转股与上一轮的债转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政府并没有直接投入,也不打算插手和直接干预债转股,二是主要依靠商业化方式和市场化手段来实现企业债转股的目的。一定程度上,相对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来说,它对降低非金融企业债务杠杆的作用更大。

因此,所谓的银行债转股并不是把银行的不良资产直接划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直接将企业的不良债权转成股权,由银行最终对此兜底,而是给予了银行开展部分“准投行”业务许可。这意味着这一轮的资金来源不只是银行,甚至不单是银行自身的不良资产处置,投资标的是需要根据投资者的意愿来做。处置不良资产所设立的基金尽管也是银行设立,但只是银行的一家独立的分支机构,是独立的市场主体。

目前债转股情况比债转股政策提出之初要乐观。当初我认为债转股跟《商业银行法》有冲突,但后来政策规避了法律的限制,所以现在四大行基本都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也得到了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当时研究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也提了很多问题,比如定价、内部人的控制等问题,现在大家的思路越来越开阔。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管理,而应该努力形成一个竞争性市场,让市场公允价值体现出来。但是它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融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哪些手段从市场融资,而不是单纯从银行内部来融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如果单纯通过资管渠道融资的话是否和现有的监管规定存在冲突,会否出现期限错配;市场投资者的身份是否需要进行限制等。是每一个项目单独设立特定项目公司或基金,还是允许设立资金池?

第二个问题是投后管理。债转股之后还有一系列的管理要求,比方是否派出董事,是否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限制,是否需要一支投后管理队伍,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我相信债转股过程中如果能够形成资本来源多样化对大家所关注的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的治理结构形成是有推动作用的。

第三个问题是债转股对现在商业银行职能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企业的杠杆率比较高、实体经济企业融资过度、金融市场的债务融资渠道越来越混乱。最近新闻报道惠州的企业通过互联网融资,有保险公司担保还有广发银行承诺,但最后还是违约了,保险公司说那份保单是假的,但最后还是保险公司先支付了。通过互联网平台,企业信用债的链条已经延伸到个人,缺失金融中介环节。所以债务管理确实存在问题,从商业银行角度来说,我们非常希望建立完善的债务登记系统,这对银行控制信贷发放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政策提出银行可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公司间接参与债转股,这为银行业混业经营开了一个口子。虽然这次业务只限定在债转股,但是在债转股整个过程中,从投顾到融资到退出二级市场等都属于投资银行的业务领域,这是银行业务领域一个很重大的突破。相应来说,这可能对金融市场、股权投资市场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方面,债转股的资产管理公司如果纯粹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不光可以处置自己的不良贷款,同时还可以处置其它银行的不良贷款,甚至可以做其它股权投资,那么银行的经营结构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再有,我们也希望资管公司的资本来源、投资资金来源能够更加多元化,因为现在总体的资本量还是不大,如果能够多元化,银行体系可以内生出来混业经营模式,这会对传统的作为金融中介通过债务融资盈利的模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其变成单纯的市场化主体。它的业务前景很大,银行现在不是完全没有积极性,投行牌照的吸引力对银行很大。

但是今后监管怎么落地?过去银行业是相对封闭的系统,与投资风险不搭界,最多参与货币市场的活动。现在通过资管和投行业务把这个防火墙打开了,商业银行已经和整个金融市场完全连通,如果再给资管公司授予准投行业务牌照,会让金融市场更加复杂,我觉得今后对监管的要求会非常高。

陆粮:浦发银行风险政策部总经理

债转股“转”的着重点是银行的不良贷款还是正常贷款?

对于银行和企业而言,债转股是双赢的,并且双方都有动力去做。一方面企业需要降低负债,另一方面银行需要改善资产质量、提高资产流动性、降低资本占用。

从银行特别是股份制银行的角度看,债转股还面临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股份制银行一般不占主流,因为其客户贷款余额都不大,在实施债转股的过程中缺乏话语权。

第二个问题是,股份制银行的大多数客户是民营企业,并且占比很高。如果民营企业债务可以债转股,那么债转股的比例,以及操作模式如何,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三个问题是,在资产杠杆率上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债转股“转”的着重点是银行的不良贷款还是正常贷款,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监管机构对目前债转股还没有明确的指引,对于需要报批、报备的项目的划分还不清晰。

因此,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考虑和明确:

第一个方面,因为大部分企业会同时在多家银行贷款,因此在实施债转股过程中可以考虑建立联动机制,推行类似银团贷款的机制,而不是每家银行各自为政。

第二个方面,民营企业的债务能否实现“债转股”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从数量上,民营企业是我国企业的主体,它也承担相应的税收、就业方面的重要责任。

目前,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努力提高其投资积极性。但如果民营企业不能分享债转股市场机制下的成果,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会大大影响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所以,在充分认识国企改革的意义,讨论国有企业债转股的问题的同时,当下应该大胆讨论民营企业债转股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第三个方面,应深化认识和运用市场化运作机制。既然债转股明确是市场化运作,那就应该以市场化的模式来选择企业、资金以及未来退出的通道。不应该指望某公司或者地方政府兜底回购,因为这样不符合市场化运作机制。债转股面向很多企业,并不一定是战略新兴产业,也可能是产能过剩的、经营比较困难的企业。因此,在债转股过程中,我们应促使这些企业拥抱新经济、转向新经济业态,确保它们转后的“壳”越来越值钱,能够顺利在市场上实现退出,而不是依赖政府、国有大股东或者国资委承诺兜底。所以,在市场化的前提下推动债转股运作非常重要,所有考虑都应该从这个着眼点出发。

第四个方面,债转股后如何管理?银行不具有转后介入企业管理、参与企业内部投票、表决的能力。因此债转股之后,应当聘请一些顾问公司、职业经理人或者其它通道来实现市场化,同时要设计好债转股后的交易结构和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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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hanghai Finance Institute,SFI)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致力于新金融领域和国际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研究院成立于2011年7月1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hina Finance 40 Forum,CF40)举办, 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研究院在国内率先提出新金融概念,并积极开展相关研究,逐渐形成了以新金融和国际金融为特色的研究道路。

此外,为纪念我国卓越的世界经济学家浦山先生,并推动我国国际金融与新金融的研究和发展,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于2016年7月发起成立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并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战略合作,联合主办浦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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