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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巴德:十大“经济神话”

文:穆瑞·N.罗斯巴德/译:禅心云起

我国受到大量经济神话的困扰。这些神话扭曲了公众在重要问题上的思考,引导我们接受恶劣而危险的政府政策。以下是这些神话当中最有害的十个及对其错误的分析。

⿻神话一、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无关。

最近几十年,联邦财政一直出现赤字。在野一方,无论哪个党,其不变反应是把长期通货膨胀归咎于这些赤字。而执政一方,无论哪个党,其不变反应是主张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无关。两种相反的说法都是虚妄的。

财政赤字意味着联邦政府开支超出税收收入。筹措资金弥补这些赤字,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如果是通过向公众出售国债来获得资金,那么赤字就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因为没有新钱被创造出来:无论是居民还是机构,只是将其银行存款用来购买国债,而财政部则用这笔钱去花销。货币只是从公众转移到了财政部,而这笔钱再被花到其他公众成员身上。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向银行体系出售国债来获得资金。倘若如此,银行造出了新钱,因为购买国债要创造新的银行存款。新钱,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再由财政部用于花销,之后持续不断地进入经济支出流,造成涨价及引起通货膨胀。美联储通过一个复杂过程,允许银行产生相当(所购国债)金额十分之一的银行准备金以创造新钱。因此,如果要让银行购买1000亿美元新债,用于弥补赤字,美联储就将收购约100亿美元的旧债。这项收购让银行准备金增加了100亿美元,从而让银行节节扩张出十倍于此的新银行存款或新钱。总之,政府及其控制的银行体系,实质上“印出”新钱来为联邦财政赤字买单。

因此,财政赤字在通过银行体系获得资金的范围内造成通货膨胀;而不是在公众提供资金的范围内造成通货膨胀。

某些政策制定者举出1982-83年财政赤字加速扩张、通货膨胀程度减轻的事例,作为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关系的统计“证据”。这根本不是什么证据。一般价格变化由两个因素决定: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1982-83年,美联储以大约每年15%的增长率高速创造新钱,其中大部分用于扩张财政赤字。但另一方面,这两年的严重萧条增加了货币需求,也即降低了花钱购买财货的欲望,以应对严重的商业亏损。货币需求的暂时补偿性增加,不会使财政赤字形成通胀的能力减弱。事实上,随着经济复苏,财政支出增加,货币需求下降,用于花销的新钱会加速通货膨胀。

神话二、对于私人投资,财政赤字没有挤出效应。

近年来,美国储蓄和投资率低得令人担忧。无可厚非的忧虑之一是,巨额联邦财政赤字会把储蓄转移到非生产性政府开销,从而挤出生产性投资,在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乃至维持方面,产生越来越显著的长期问题。

某些政策制定者,再次试图通过统计来反驳这项指控。他们宣称,1982-83年,财政赤字不仅居高不下,而且处于攀升之中,然而利率下降了,从而表明财政赤字没有挤出效应。

这项论证,再次表明了试图用统计来反驳逻辑的谬误。利率因经济衰退中的商业贷款减少而下降。然而,“真实”利率(利率扣去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前所未有的高位——部分是因为大多数人预期严重通胀会再度出现,部分是因为挤出效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统计都不能反驳逻辑;逻辑告诉我们,如果储蓄被用于购买国债,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必然会低于无赤字情况下的水平,而利率必然会高于无赤字情况下的水平。如果财政赤字的弥补是由公众提供资金,那么储蓄转移到政府项目是直接而明显的。如果财政赤字的弥补,是由银行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提供资金,那么储蓄的转移就是间接的,而“挤出效应”现在的发生方式,是政府“印出来的”新钱与公众节省下来的旧钱争夺资源。

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不仅仅是财政赤字,所有政府开支都挤出私人储蓄和投资,从而试图反驳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诚然,通过税收“吸走”的钱,本来也会进入私人储蓄和投资。但财政赤字比总支出有大得多的挤出效应,因为由公众提供资金弥补的财政赤字,显然唯独只能从储蓄中分流;然而税收,既减少了公众储蓄也减少了公众消费。

因此,财政赤字,无论以什么方式看待,都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由银行体系提供资金,财政赤字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即便由公众提供资金,财政赤字仍然会造成严重的挤出效应,将生产性私人投资迫切所需的储蓄,转移到了浪费的政府项目。此外,财政赤字越大,美国人民支付滚雪球般利息的永久所得税负担也就越大,这个问题因膨胀赤字造成的高利率而进一步恶化。

神话三、税收增加是解决赤字的办法。

那些正确担心财政赤字的人,不幸地提供了一个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增加税收。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赤字问题,相当于采用枪击来治疗一个人的支气管炎。“治疗方法”比疾病本身还要恶劣。

一个原因,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提高税收只会给政府更多的钱,因此政客和官僚可能会凭着进一步增加花销来做出反应。帕金森在他著名的“定律”中说:“政府开支会适应税收而增加:举例说,如果政府想要拥有一个占比20%的财政赤字,它用来处理高税收收入的方式,是花更多更多的钱来维持相同占比的赤字。”

但是,除了在政治心理学上的这个精明判断,为什么有人会认为税收好于涨价?的确,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收形态,政府和其他早期接受新钱的人,能够剥夺那些在通胀过程中收入增长滞后的公众成员。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至少仍能获得一些交换的好处。如果面包涨到10美元一个,这固然不幸,但至少你还可以吃到面包。但是,如果税收增加,你的钱被剥夺,政客和官僚受益,却没有任何服务或好处留给你。唯一结果是,生产者的钱被没收给了官僚机构,而这部分收缴的钱又被官僚机构利用来摆布公众,使公众受损害后又倍添屈辱。

增税不可行。解决赤字的唯一可靠方法,简单却几乎无人提起:削减联邦财政预算。如何削减,又在何处削减?随便、哪里都可以。

神话四、每当美联储收紧货币供应,利率上升(或下跌);每次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利率也上升(或下跌)。

财金媒体学到手的经济学,虽足以让他们现在时刻关注每周货币供应数字,却不可避免地以混乱方式来解释这些数字。如果货币供应增加,这被解释为降低利率和通货膨胀;通常在同一篇文章,这又被解释为提高利率。反之亦然:如果美联储收紧货币增长,这被解释为同时提高利率和降低利率。有时看起来,无论如何矛盾,美联储一切行动必然导致利率提高。以上显然十分荒谬。

这里的问题,就如同价格水平的情况:有若干因素,从不同方向影响利率。如果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它会通过制造更多银行准备金,从而扩大银行信贷和银行存款的供应。信贷扩张,必然意味着信贷市场的供应增加,从而降低信贷资金价格或利率。另一方面:如果美联储限制信贷供给和货币供应的增长,这意味着信贷市场的供应下降,从而必然意味着利率上升。

这正是发生在头一个十年或二十年长期通货膨胀的情况。美联储的扩张降低了利率;美联储的紧缩又提高了利率。但在这段时期之后,公众和市场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开始意识到,因为货币供应的系统性扩张,通货膨胀是长期的。当他们意识到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之时,他们也将意识到,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因此,如果有人发放利率5%的一年期贷款,当年有7%的通货膨胀,债权人就处于亏损而非盈利。他损失了2%的利息,因为他得到现金偿贷时,这时的现金价值已经损失了%的购买力。相应地,债务人通过通货膨胀而获利。随着债权人如梦初醒,他们对利率设定了债务人愿意支付的通货膨胀溢价。因此,长期来看,任何刺激通货膨胀预期的因素,都会提高利率的通货膨胀溢价;任何阻碍这些期望的因素,也都会降低这些溢价。因此,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将趋于抑制通胀预期和降低利率;美联储的扩张,将再次激起这些预期并提高利率。这里有两个相反作用的因果链。因此,美联储的扩张或收缩可以提高利率,也可以降低利率,这取决于哪个因果链作用更强。

到底哪个有更强的作用?没办法确定知道。在通货膨胀前期,通胀溢价尚不存在;到了后期,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就出现了通胀溢价。相对的强度和反应的时间都取决于公众的主观期望,这些都无法肯定地预测。这就是经济预测永远无法确定无疑的原因之一。

⿻神话五、经济学家,使用图表或高速计算机模型,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

预测利率的问题,揭示了一般预测的困难。人类尽是些独出心裁的讨厌家伙,他们的行为,感谢上帝,不能被预先精确地预测。他们的评价、想法、期望和知识,都在随时间变化,而且变化不居。例如,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可以预见到(或者预测过)1983年圣诞季椰菜娃娃的流行热潮?每个经济数量、每个价格、购买或收入数字,都体现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个人无法预测的选择。

经济学家的预测一向糟糕透顶,这在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研究当中有案可查。预测者常常抱怨,只要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他们就能顺利预测;他们在预测时遇到的困难,是捕捉趋势的变化。但是,没有任何窍门,可以在当前推断不久未来的趋势。你根本不需要复杂的计算机模型;你用尺子都能做得更好,而且花钱更少。关键在于准确预测趋势将在何时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而预测者在这方面的差劲表现也是出了名的。没有经济学家能预测到1981-82年萧条的严重程度,也没有人预测到1983年繁荣的强劲水平。

下一次你对经济预测师的专业术语或看似专业的知识感到困惑时,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他真能很好地预测未来,大可自己在股票和商品市场上赚个数万亿美元,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发表讯息或担当咨询顾问?

神话六、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此消彼长。

每当有人要求政府放弃通货膨胀政策,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和有权势的政治家们就会出来警告说,结果只能是严重的失业。因此,我们进退两难,要么是高失业率,要么是通货膨胀。我们被说服,必须接受两者之一。

这个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者撤退到的最后立场。最初,凯恩斯主义者答应我们,通过操纵和调节财政赤字和政府开支,他们就能够,并将给我们带来无通胀的永久繁荣和充分就业。当通货膨胀长期化且愈演愈烈时,他们改变了调子,警告所谓的此消彼长,以减弱政府可能遭到的要求阻止通胀创造新钱的压力。

“消长学说”基于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是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多年前发明的曲线。菲利普斯将工资率增长与失业率关联,称两者相反变动:工资率增长得越高,失业率也就越低。这明摆着就是一个奇谈怪论,因为它悍然不顾常识性的逻辑原理。理论告诉我们,工资率越高,失业也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每个人明天都去找雇主,坚持要求工资率翻个两倍或三倍,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会立即失业。然而,这个诡异的研究结论,被凯恩斯主义经济权威当成福音来拜领。

到目前为止,应该清楚的是,这种统计结果同时违背了事实和逻辑原理。在20世纪50年代,通货膨胀每年只有约1%到2%,失业率徘徊于3%或4%,而在当代,失业率在8%到11%之间,通货膨胀在513%之间。总之,过去二三十年里,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急剧地增加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得到了一个颠倒过来的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绝不曾有过什么此消彼长。

但空想家很少向事实屈服,即令他们不断声称要通过事实“测试”他们的理论。为了拯救这个概念,他们简单得出结论:菲利普斯曲线仍然和以前一样,代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只可惜曲线已经莫名其妙地“移位”到一组新的所谓“消长关系”。如果居于这种思维模式,也就当然没人能够反驳任何理论。

事实上,即便在当前,通货膨胀能够使物价迅速超过工资率(从而降低实际工资率),从而在短期内减少了失业,长期来看,也只会造成更多失业。最终,工资率赶上通货膨胀之后,通货膨胀仍不可避免地带来衰退和失业。经过二十多年的通货膨胀,我们现在都生活在这个“长期”当中。

神话七、通货紧缩——价格下跌——是不可考虑的,这会造成灾难性萧条。

公众的记忆是短暂的。我们忘记了,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开始,直到二战开战时,价格通常逐年下降。这是因为自由市场中生产力不断提高,产品产量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价格下跌。然而,成本随着物价下跌,并没有导致萧条。通常来讲,工资率保持不变,而生活成本下降,如此一来,“实际”工资或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稳步上升。

事实上,这两个世纪以来,价格上涨的唯一时期是战争时期(1812年战争、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政府为战争费用而扩张货币供应,从而抵消持续增长的生产力。

我们可以看到,当尚未被政府或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强加负担时,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是如何有效运作的,如果我们回顾过去这几年计算机价格发生的变化。计算机曾经无比庞大,一部就要花费数百万美元。现在,在微芯片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显著增长中,甚至当我写作之时,计算机价格也在下降当中。尽管价格下跌,计算机公司依然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的成本一路下降,生产力一路提高。事实上,这些下降的成本和价格,使之能够利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大众市场特征。“通货紧缩”并没有给这个行业带来灭顶之灾。

其他高增长行业也是如此,例如电子计算器、塑料、电视机和录像机行业。通货紧缩,不仅不会带来什么灾难,而且是经济增长健康良性且充满活力的标志。

神话八、最佳税种是“均一”所得税,对所有人收入按同一比例征收,不予减免或扣除。

均一税的支持者通常补充说,消除减免政策将使联邦政府大幅降低当前税率。

但是,这种观点首先认为,目前从所得税当中的扣除,是不道德的补贴或“漏洞”。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应该堵上这些漏洞。如果你假设政府拥有每个人收入的100%,收入中的某些部分被允许减免税收就构成一个令人恼火的“漏洞”,那么扣除或减免就只能是“漏洞”。然而,允许某个人保留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既不是漏洞也不是补贴。通过取消医疗保健、利息支付或意外损失的扣除项目来降低总税收,只是降低一组人(那些极少利息支付、医疗费用或意外损失的人)的税费,而提高那些已经支付以上费用的人的税费。

此外,没有任何保证,连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一旦确认停止了减免和扣除,政府会维持较低水平的税率。回顾政府过去和现在的记录,有充分理由假设,我们会有更多的钱会被政府收走,因当政府会把税率(至少)提高到旧水平,从生产者那里输送总体上更多的钱给官僚。

有人认为,税制应该大体接近于市场收入或定价机制。但市价并不与收入相称。举例说,如果洛克菲勒被迫为一块面包支付1000美元——相对一般人而言,一笔与其收入相称的支付,这意味着在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里,以一种特别诡异而低效的方式来执行收入均等的政策。如果税收真像市场价格那样征收,它对每个“顾客”都会是一样的,而不是按每位顾客收入的比例。

神话九、所得税削减对每个人都好,因为不仅纳税人受益,政府也会受益,因为税率减少时,税收会增加。

这就是加州经济学家阿瑟·拉弗主张的所谓“拉弗曲线”。这为允许政治家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提供了一种手段:赞同减税,但把开支维持在目前水平,同时做到了平衡预算。这样,市民便可既享受减税,又欣然于预算平衡,还照样获得政府同等水平的补贴。

诚然,如果税率是99%,当被削减到95%时,税收收入将上升。但是毫无理由假设,在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简单的联系。事实上,这种关联对于地方消费税来说,就要比全国所得税好得多。几年前,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决定通过大幅提高地方汽油税来获得更多收入。但然后,司机们可以简单地越境到弗吉尼亚州或马里兰州,以更便宜的价格加满汽油。哥伦比亚特区的汽油税收不增反降,这令政府颇为懊恼和困惑,最后不得不废除这项税收政策。

但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在所得税上。人们不会因为相对较少的增税而放弃工作或离开本国,或因为减税而相反行事。

“拉弗曲线”存在一些问题,如无法确定“拉弗效应”起作用所需要的时间跨度。但更重要的是:拉弗假设我们全体人想得到的是政府税收收入最大化。假设——大胆假设——我们真的位于“拉弗曲线”的上半区,那么我们全体人想要把税率设置在“最优”点上。但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目标都是最大化政府收入?换言之,凭什么要把私人产品抽到政府活动的份额往最大化演变?我相信,无论“拉弗最优点”处于什么水平,我们都更希望把税率变动到远低于那个水平的位置,从而使政府收入最小化。

神话十、从劳动力便宜的国家进口导致美国的失业。

这个学说有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忽略了:为什么某个外国工资低,而美国工资高?这个学说的起点,是把这些工资率作为终极给定条件,而不是从寻求其本身何以如此的问题开始。从根本上说,美国工资高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因为这里的工人有大量技术先进的资本设备辅助。而许多其他国家工资率低,是因为资本设备少到可怜、技术原始落后。由于没有多少资本辅助,工人生产力远低于美国。各国工资率皆由本国工人生产力所决定。因此,美国的高工资不是对美国繁荣的一贯威胁,而是繁荣的结果。

但是,美国的某些行业,对低工资国家产品的“不公平”竞争长期以来大声抱怨,究竟怎么回事?在这里,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国所有人的工资,从一个到另一个行业、职业和地区,都是互相关联的。所有工人都在相互竞争,如果A行业的工资远低于其他行业,工人——由职业生涯刚起步的年轻工人率先——离开行业或拒绝进入行业,并转移到其他工资率较高的企业与行业。

因此,对那些怨声不断的行业而言,其工资水平之所以高,是因为各行各业的竞价托起了工资。如果美国的钢铁或纺织企业,发现自己很难与国外同行竞争,那可不是因为外国企业付了低工资,而是因为美国其他工业企业,将美国的工资率抬升得如此之高,以至于钢铁和纺织企业付不起这种水平的工资。简而言之,真相是:钢铁、纺织和其他这样的企业,与美国其他企业相比,利用劳动力的效率较低。在每个国家,以关税或进口配额维持效率低下的企业或行业运营,都会损害到这个行业以外的每个人:维持高价,降低质量,限制竞争,扭曲生产,最终损害所有的美国消费者。关税或进口配额,相当于截断铁路运输或摧毁航空公司——因为其实质是人为让国际运输变得昂贵。

因为占用了本会转移到更有效用途的资源,关税和进口配额也会损害其他高效的美国产业。而且,从长远来看,关税和配额,像政府赋予的任何垄断特权那样,对于受保护和补贴的企业来说,也不是一种福气。因为,正如我们在铁路和航空公司的案例中所看到的,享受政府垄断的行业(无论是通过关税还是管制),最终变得如此低效,以至于无法摆脱赔钱的命运,只能呼吁越来越多的救助,甚至呼吁更大的特权,以抵御和逃避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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