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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攻略 综合 近30亿人次的春运大军背后的新城镇化及资本市场投资机会
近30亿人次的春运大军背后的新城镇化及资本市场投资机会
摘要:一年一度的“春运潮”,作为短期内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奇观,春运现象的存在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一贯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春运潮”春运现象的原因春运在表观层面凸显的是中国铁路与公

一年一度的“春运潮”,作为短期内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奇观,春运现象的存在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一贯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春运潮”

春运现象的原因

春运在表观层面凸显的是中国铁路与公路等交通运力的短缺,深层次原因则涉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各个层面,远非囿于交通运输不足问题。循着春运问题的产生、演进、纾缓与最终解决这一线索,则可以透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脉络,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与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

春运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

政治原因

春运现象的政治原因在于,我国改革开放地域非均衡导向之下的政策突围。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的战略布局,改变了建国之后在战备导向之下发展起来的东北与西南等内陆腹地重工业化的地域布局,以面向民生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为目标的轻工制造业兴起创造了巨量的劳动力需求,东部沿海地区由此逐渐成为劳动力流入聚集地。而由于户籍、身份、居住与家庭迁移等方面的政策限制,这些异地流入的劳动力主体无法迅速融入工作地,只能以流动人口“暂住”方式附着于发达地区,使得人口的大面积跨地域流动迁移成为常态。

社会文化原因

春节是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社会习俗,中国人对“过年”的渴望凝结的是对家人团聚、亲友祝福、一年辛苦劳作之后驻足休闲,以为来年更美好生活养精蓄锐的种种期盼。这一几千年的习俗流传使得“过一个团聚年”成为中国人追求的最起码的生活目标;在春节期间,远方的亲人都要不辞奔波之劳回家过个年,大量流动人口会在这一阶段集中迁移,这是春运潮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

此外,春节长假与学生假期重叠,学生归家、外出旅游者与外出务工归家者“合流”,也是春运潮出现的重要原因。

春运潮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春运潮压力纾缓问题的解决之道,则成为塑造当今中国产业格局禀赋特征的重要力量之一。

中国二十年来倾全国之力建造的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公路网,以及连接发达地区大城市集群的高铁、城际轨交,成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头戏,使得投资成为拉动中国三十年经济两位数增长的首要力量。目前来看,立体交通网建设带来的运力增长以及多种方式的出行选择,虽然使得过去多年以来极端拥塞的铁路运输瓶颈逐年得以缓解,但是从历年众多热门线路预售放票之后即被迅速“哄抢”一空、火车票仍然一票难求的局面来看,我们离春运潮的彻底纾缓问题的解决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根据我们大家的切身体验,对于众多的铁路热门线路,即便在平时也多有站着出行的情况出现,说明除却春运期间,许多火车与轨交线路运力依旧是供给不足而远非饱和。

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潜力还有多大?

从铁路运输瓶颈大量存在,则可以看出即便在“传统的”投资领域,我们距离投资饱和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从春运问题解决角度来看,铁路“传统领域”投资还涉及投资效率、技术以及管理能力提升问题,如果有更多的中长途铁路客货运输能够像京沪、京武、武广那样,更多的短途运输能够有像京津、广深、沪杭那样的密集运输能力,对长途运输起到分流作用,也将是压力缓解的根本途径之一,这些方面的提升也将给相关领域提供巨大的投资空间。

新城镇化与资本市场投资机会

春运潮的根本缓解更在于缩小我国地域与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其根本的途径之一即是政府提出的“新城镇化”思路。

“新城镇化”之“新”,在于与三十年以来中国固有城市化模式之间的区别。旧城市化使得中心大型城市人口过度集聚,日益带来交通与居住拥挤、环境与生态恶化等“大城市病”问题。相对于人口向沿海地区、发达地区、中心大城市集中的旧城市化进程,新城镇化是一种兼顾广大内陆地区、中小城市、新农村建设的、全方位的、城乡和谐发展、集约发展、均衡发展之路。

从经济增长以及产业与资本市场投资机会角度来看,依循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指导方针,总体而言,新城镇化建设给出的指导方向可以从以下几个脉络考察与把握:

一是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融合与模式塑造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二是落后地区的城镇化将会提振传统的能源建筑建材等行业的需求;

三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土地资产重估带来财富,生活方式改变对区域消费增长带来的相应机会;

四是农业劳动减少、农业生产力升级、土地制度改革等促使中国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带来的投资机会;

五是发达地区在后城镇化时代的精细化发展给环保、医疗、城市与城际公共交通等带来投资机遇,等等。

这些方面的机遇展现将是未来中国数年内拉动经济仍将保持相对高速度的、持续增长的重要一步。

新城镇化同时也涉及经济体制以及全社会范围内的系统性、综合性的改革问题,诸如户籍制度改革赋予公民更自由迁徙与融入工作地等选择权利,社会保障由城乡与地域分割到并轨并最终做到全体覆盖,涉及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全面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共富目标,以及教育、医疗、就业与个人发展机遇均衡、多元与公平,如此等等。

而当这些目标成为现实的时候,消费更大程度上成为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活跃因素,“启动内需”目标也将成为现实。这一建立在共同富裕与和谐基础之上的繁荣,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成功的标志。当这些目标得以实现的时候,劳动者工作之余休闲、探亲、旅游以及学生假期等因素造成的人员流动与迁移,即使“春运潮”现象仍将存在,但那时的春运已不存在运力短缺问题,而成为承载文化、娱乐、交际与休闲功能的全民精神放松的盛宴。

本文节选自《改革中国:风险、挑战与对策》(傅子恒著,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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