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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攻略 国内宏观经济 吴敬琏:一文读懂“供给侧”内有福利
吴敬琏:一文读懂“供给侧”内有福利
摘要: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竞争。中新社发张朋摄为何提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问题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决策层有两个判断:从内容方面说叫“三期

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

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竞争。

中新社发张朋摄

为何提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问题

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决策层有两个判断:从内容方面说叫“三期叠加”;从现象方面说叫“四降一升”。

“三期叠加”是指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重叠在一起。

“四降一升”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通道。特别是2008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不管是党政领导还是普通百姓,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侧面去分析。第一个是从需求侧分析,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应该与总需求相等。总需求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

另外一种分析就是供给侧分析。供给侧也是三个因素,新增劳动力、资本形成和效率提高。假定所有资源都利用得很好,就形成了潜在增长率。

至少从2009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需求侧分析,也就是所谓“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采用这种分析方法的人认为,中国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就是总需求不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没有力量。他们提出的应对方针就是所谓扩需求、保增长,保8%、保7%、保6.5%,等等。

前些年用了多种方法来扩需求,比如,扩大出口需求。不过,这很不容易做到。后来说要扩大消费需求,以至于要搞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让农民进城可以提高需求。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误解。

经济学上讲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不是指消费欲望。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太低,而增加收入不是用行政规定就能解决的。我们用了很多办法,包括制定《劳动合同法》,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省、区、市工资每年增长多少。但是,因为效率没有提高,许多企业感到承受不了。有一件事政府做起来比较顺手,这就是增加投资。本来中国储蓄率就比较高,政府还可以运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动员资源、发钞票来增加投资。

由此形成的应对方法,从理论上说,很明显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出来的。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的长期问题,显然是一种误用。

更加现实的是,长期使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还会发生效应的递减和副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投资回报递减规律表现得非常明显;另外一方面的弊病是杠杆率被不断推高,因为货币超发使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风险累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用需求刺激保增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许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分析去寻求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和应对办法,提出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而要从供给侧分析。

据我所知,过去中国经济学家都是说“供给方”,“供给侧”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已故经济学家青木昌彦2015年3月的一篇论文里,日文有汉字“供给侧”。

供给侧的分析框架是什么?供给侧的因素就是生产函数右边的三个变量:劳动力、资本形成和生产效率。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次指出,中国的增长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主要依靠资本形成来实现增长,效率提高的占比很低。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21世纪初,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达47%,而美国和德国只有19%,日本是21%;韩国和印度比较高,也分别只有29%和30%。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全部的增长都是靠资源投入,主要是资本投入。改革开放以后,效率的贡献有明显提高。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是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资源不能流动的状态,城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过去在农村被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大量流入城市,使效率得到提高。

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效果是,可以在自主创新并不是很兴旺的情况下,通过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很快把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

因此,现在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提高效率,从过去主要靠资源投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转为创新和效率支持的增长。对此观点近几年的赞成比例越来越高。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21世纪第一个1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人口红利消失,青木昌彦所说的“库兹涅茨过程”也到了后期,通过结构变化提高效率的空间不大了;

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由技术的追赶者成为同步者,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为领跑者。

在这种情况下,靠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进一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可能性也变小了。好几个学术研究机构的报告都表明,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起,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

过去中国很少用“结构性改革”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一般说体制改革。但是,在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常用的词,中国文献中的体制改革在翻译成英文时,也往往被译为structuralreform,即结构性改革。在西方报刊和学术性文献中说的结构性改革,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某些制度架构和政府监管架构的改革。

“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reform)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概念。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改革,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不可与主要用行政方式进行的“结构调整”混为一谈。

现在,有一种把结构性改革解释为由政府调整结构的倾向。我认为,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容易走到岔道上去,因为这是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机关最顺手、乐此不疲的。

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措施

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呢?大概有两个方面。

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的项目的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辅之以短期政策的运用。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应当发挥辅助作用,以便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去杠杆”还应当是总的方向;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应当指向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降低税负。

这两个办法看来能维持一段时间不爆发系统性风险,使我们能够赢得时间来推进改革,用一个好的体制来提高供给侧的效率,促进改革与发展良性互动,使经济发展逐步转入良性循环。

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要提高效率,主要是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践中,当然是政府更有力量,结果就容易变成政府调结构。

其实,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得很清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一制度基础。

至于怎样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点在于,政府要管政府的事,即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去操纵市场和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产和经营。

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这个功能主要应该由市场承担。

当然,政府行政手段好像见效快,根本问题是,政府怎么知道什么样的结构好?现在去产能的产业都是因为当年产能盲目扩大,但是怎么扩大起来的?政府不可能知道怎样的结构是最好的结构。

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当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政府看得准的经济事务并不多。现在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上一轮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许多直接干预、进行补偿之类的事情,由于弱化了竞争,效果并不好,比如,电动车行业的“骗补”问题。有人说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在我看来,由于它在当前我国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问题上相当具有典型性,恐怕不能说概率太小。

所以,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竞争。

总之,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着力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就能够真正提高供给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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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中信出版集团出品,吴敬琏、厉以宁等著:《三去一降一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编辑:张文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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