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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攻略 国内宏观经济 海银财富深度解读2017博鳌亚洲论坛核心观点
海银财富深度解读2017博鳌亚洲论坛核心观点
摘要:海银研究部观点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最为突出的地方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全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的关切。二是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以及新趋势的探讨。三是对新兴、消费

海银研究部观点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最为突出的地方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全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的关切。二是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以及新趋势的探讨。三是对新兴、消费升级产业的聚焦。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迹象,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PMI值持续走高,连续多月高于50荣枯线水平。美国经济2016年同比增长1.6%,下半年季度增速明显提升。欧元区2016年同比增长1.7%,高于美国。日本经济同比增长1%,也在下半年加速增长。英国尽管遭遇退欧冲击,但经济增长仍旧强势,四季度同比增长2.02%,为年内最高。中国经济增长走稳,全年增长6.7%,四季度小幅加速至6.8%。而俄罗斯、巴西等GDP萎缩幅度也明显缩小,经济状况有所好转。通胀方面,目前也有走出金融危机以来持续通缩局面的迹象,在原油价格回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各国持续的量化宽松和整体超低的利率的支撑下,以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胀出现明显上行。

受到经济增长基本面的支撑以及通胀回升的助力,全球宏观调控手段正面临从货币政策向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转向,货币政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宽松。但各国经济复苏步调不一致,导致货币政策的收紧有快有慢。美国已率先退出QE[ew1] ,并加息三次。欧央行内部也出现退QE的声音,尤其是德国官员。英国也已具备加息的经济条件。中国尽管不存在明显的收紧周期,但稳健且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以及年初以来在公开市场的“加息”之举,也传递了一定政策信号。

另外,今年是次贷危机十周年,在这十年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而曲折,使决策者和民众对金融危机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产生怀疑,各国均强调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效应也在边际递减。从去年杭州G20峰会达成的共识以及IMF的政策倡议来看,未来注重财政政策的运用以及结构性改革将是大势所趋。相比货币政策,聚焦结构性改革的财政政策能更好的引导资金和资源流向更具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不是大水漫灌式的货币刺激,导致局部市场潜在的资产泡沫,如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并且极低的利率也将打击银行体系的盈利能力,使机构投资者为追求高收益被动提升风险偏好,同时也不利于部分经济体的去杠杆进程,譬如目前中国令人担忧的高企的企业负债。

而自去年开始逐渐浮出水面的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及反建制势力的抬头,对全球化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标志性事件是去年6月英国成功公投退欧,以及去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推出TPP谈判,考虑征收边境税,对中国、墨西哥等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等,均对全球贸易形成潜在压制,出现逆全球化的隐忧。而今年接下来全球还将面临法国大选中Marine Le Pen能否上台,以及9月德国大选中默克尔能否连任的考验,而意大利也将于2018年展开总理换届,其也有“五星运动”等强劲反建制势力。不论这些政党最后能否当选,他们传递出的政策信号不容忽视。

究其原因在于,在金融危机的创伤之下,各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难以快速降低,低端劳动力人群的财富增长减缓,而货币政策的刺激效应也存在传导障碍,底层民众很难体验到经济处境的明显改善,进而衍生出“求变”的心理。而发达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的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愈发严重,这本身就催生出结构性改革的需求。在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机理之下,新兴市场受益于低要素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其表现要好于发达经济体,许多低端制造业岗位向新兴市场迁移,而此时发达经济体又受财力有限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无法及时进行结构性改革,打造新的优势产业,使得低端劳动力人群愈发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再加上人才在国际间的流动越来越自由,以及近两年的难民涌入危机,使低端劳动力的竞争力进一步降低。

未来各国需要专注结构性改革,结合自身经济体质,培育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再教育的投入力度,帮助提升劳动人口的竞争力,使之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使其财富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特朗普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本质上违背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全球资源配置理论,但若其大幅度降低公司税,该策略还是有可能成功,代价很可能是美国财税收入的减少和政府赤字的扩大。

而对中国而言,美国在全球事物上退缩恰好是中国提升全球形象及影响力好机会,近期中国在达沃斯论坛上表态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近年我国也陆续推动成立了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加深,以孔子学院、熊猫外交、春节的国际推广、媒体海外发声频度增强为突出点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软实力也在逐步增强。

具体到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言,长期来看是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今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已经取得明显进步,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达64.6%,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达58.4%。而中短期来看,就是2015年底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具体而言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去年我国钢铁去产能6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9亿吨,今年“去产能”还将得到大力度的执行。尽管去年房地产市场起伏较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去库存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未来还将继续因城施策,分类调控,聚焦三四线城市库存的去化。控制总杠杆率,调降企业杠杆率成为今年政府的核心工作之一。财政方面今年也将减税降费5500亿元,继续简化行政制度。

“补短板”的要义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通过企业、金融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上产业升级引导和政策扶持,发展适应新时期消费需求的新兴产业,增加有效供给,本次博鳌亚洲论坛上,也有许多新经济、新形态的分轮胎,譬如金融科技(Fintech)、分享经济、虚拟现实、未来教育、工业4.0、体育产业、大数据、人工智能、绿色环保等诸多新兴产业,体现了高层及市场对新业态的关注,我们认为这些产业仍将继续快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市场需要通力协作,积极配合和引导产业发展,监管不能过快、过严,要给予新兴产业试错的机会,给予他们发展的空间。尽管我们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前高后低的判断,但我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仍看好,“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转型升级的步伐将继续向前迈进。

中国央行行长

周小川博鳌论坛核心观点

周小川: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本轮政策周期已经接近尾声,货币政策不再像过去那样宽松。但危机后各国复苏步伐并不相同,因此各国的货币政策并不同步。中国自2008年9月起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下半年采取渐进的方式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回归。现阶段,大家都意识到了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局限,是时候考虑如何以及何时退出量化宽松的问题了。

现在说全球范围内存在再通胀为时尚早。但还是要对通胀保持警惕,因为货币政策制定与通胀水平密切相关。虽然货币当局已开始收紧流动性,但这也是渐进的过程。现阶段我们应重点强调结构性改革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这个信号至关重要。

结构性改革,包括长期目标和中短期侧重点。长期目标是进行结构性调整,提振国内需求。近年来,中国大幅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过去过度依赖制造业,而服务业较弱。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中短期结构改革的侧重点是中国去年开始实施“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各国之所以现在强调将政策重点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在危机初期,很多发达经济体缺乏财政政策空间。但没有财政政策,很难进行结构性改革。未来会有更多国家转向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但应根据自身国情决定政策选择。

中国是个大国,有30多个省,须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允许地方政府扩大债务规模,推进结构性改革,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服务业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约束,控制其债务上限。

货币政策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作用。货币政策可以采用一些创新的政策工具,引导资金注入有利于结构性改革的特定的部门。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造成高通胀,或导致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领域的资产泡沫,但目前的政策重点是使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即使货币政策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也不得不这么做。

近年来,各国央行都在强调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从理性角度来讲,现阶段更应该把政策组合调整为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等其他政策。最近几年,投资者投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或购买金融产品,过分关注货币政策,放大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

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政策往往是在严重通缩情况下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采用负利率的方法来应对。历史上,负利率的效果可能并不好,因为人们可以选择持有现金,导致负利率政策失效。现在随着货币支付的数字化,现钞使用大幅下降,我们才可以真正实现负利率。负利率优于“直升机撒钱”的政策选择。

近期全球热议美国边境调节税的话题,其目的旨在鼓励出口,并限制进口。如果限制进口,将难以在零部件、价格、科技和人才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反而对出口造成歧视。有观点认为边境调节税将使美元升值20%至25%。美元升值会对全球所有货币汇率产生影响,而不仅是人民币。中国正与美国开展BIT谈判,与欧洲的谈判也在进行,还在亚洲地区开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国将进一步扩大金融部门开放,包括银行、保险、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和支付系统等领域。

全球化有其经济学上的原因。过去由于运输和通讯等贸易成本较高,各国存在由于自然条件所形成的贸易保护。但后来通信技术和数字化迅速发展,运输和通讯等贸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员流动也大大增加,信息与人员的交流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不管选择欢迎与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实,成为无法避免的挑战。有些国家采取措施保护本国制造业,这违背了资源配置理论。对于已实现一般均衡的市场,服务业和高科技等领域具备比较优势,如果将这些优势部门的资源配置到制造业,从数学优化模型上看是有问题的。

目前全球失业问题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上升;二是劳动力市场本身不完善。在全球化过程中,劳动力需要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会出现结构性失业。不应该把失业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如果劳动力缺乏应有技能,或者劳动技能已经过时的话,就必须要调整和更新才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分论坛:货币政策的“度”

迪拜金融服务管理局CEO Ian Johnston表示,货币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渐削减。货币政策是一个回应性政策,当经济出现问题时,中央银行可以采取回应性政策,但是结构性改革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繁荣。

巴基斯坦前总理、前花旗私人银行总裁Shaukat AZIZ表示,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机构性改革时都需要注意以下四点:一是改变公众的心态才能够进行结构性改革;二是改革的成本必须得到管理;三是改革日程并不是全面同时铺开的,选择时机非常重要;四是要预估改革的后果。结构性改革是痛苦的,必须在政治上付出代价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改革一定会遭到阻力,政府自上而下都要对自己有信心,并愿意付出政治上的代价,每天去对付工会和抗议,只有这样改革才能拿到好的结果。发达国家使用货币政策比新兴市场国家更多,但是依靠货币政策只能帮助你出门,但是不会帮助你到达目的地,现在货币政策所能够带来的影响已经达到了极限。想要获得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同时关注其他政策,例如财政政策,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分论坛:紧缩与增长:两难,两全?

葡萄牙经济部长Manuel Caldeira Cabral表示,欧洲经济近5年间停滞不前,许多国家处于高负债、低增长状态,欧元区国家货币政策的双手被束缚,财政政策一再紧缩,财政刺激与货币刺激政策间未能相互配合。

美国前商务部长Carlos Gutierrez表示,美国确实存在金融创新过度的问题,现在始终在纠正过去的问题,而未充分考虑未来。过去几年中,美国初创企业的数量没有增长,企业界被各类规章管制压得喘不过气。对银行的严管或许已经达到了极限,希望特朗普总统能适当放松监管,加强执法。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表示,中国整体金融架构以间接金融为主,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计算存在很大重复。近年来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对较低,也是M2走高的原因之一。中国公共负债率始终控制在40%以下,赤字率没有突破3%,因此不存在系统性风险。对于近期中国加强资本外流控制的趋势,2016年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直线上升,境内投资却直线下滑,这一指标使中国感受到压力。

金砖银行副行长Leslie Maasdrop表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单一的紧缩政策永远不可能奏效。世界经济有波峰、波谷的周期性,一个国家应能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经济健康增长,例如政府应采取措施解决不平等问题,化解财政紧缩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标准普尔执行副总裁Paul Sheard表示,中国仍然拥有很大的经济增长潜力,虽然中国体系内目前存在大量的信贷和债务积压,但通过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掉。

  分论坛:楼市泡沫:中国会例外吗?

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表示,促使房价下降的办法是减少对私人购房的杠杆,所有私人买房子的杠杆率要大幅度下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泡沫就不会破灭。如果做不到,泡沫就会破灭。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表示,对泡沫的认定往往见仁见智。泡沫破了以后才知道什么量值以上属于泡沫。房市泡沫破裂的前车之鉴日本,当时的城镇化水平是77%,根据最新的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41%。

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决定房价的有两个流,一个是人口流,一个是货币流。如果人口的流入量减少,那么房价支持的力度也会减少.对资金流来讲,像北上广深房价上涨更多还是由于资金的集聚。

Lennar International总裁Chris Marlin指出,美中房地产泡沫有很大不同,对于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存在,政府意识到了。美国政府在房地产出现泡沫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像限购这样的措施。

碧桂园首席战略官林昭宪表示,泡沫的确在各种不同的时候存在,只是它的材质不同。目前房地产都处于可控和微热发展中。

  分论坛:换个角度看经济:供给侧的风景

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从过去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转变为主要追求质量的提高。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老百姓更高的消费需求,让人民享受到更干净的水、更新鲜的空气、更宜居的城市,而不是单纯提高GDP总量。

WTO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oopman表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向满足内需转变的过程,是中国内部资源的重新分配调整,经济行为向服务业转变。供给侧改革最主要的挑战是供给的效率有多高。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刺激总需求的经济改革类似于中医的“开胃”,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类似于“补肾”,即增加经济活力,增强投资,开发新市场,让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两只手同向使劲。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供给侧调整是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生产水平的提高依靠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走的是渐进式道路,发展和转型是同时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过度强调或忽视其中之一。

  分论坛: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新加坡荣誉国务咨政吴作栋表示,全球化包括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两个层面。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是全球化受益者。发达国家受益慢一点、滞后一些,甚至出现部分就业岗位转移至新兴经济体。全球化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容易带来政治问题。应当得到有效管理。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每个国家都须变革,以适应这个新的世界。欧盟要变得更加透明、更加开放、更多地参与到全球化当中去。民族主义、保护主义这些固步自封的战略,都会造成问题、引发危机。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白石隆表示,亚洲尤其是东亚人民非常认同全球化。虽然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决定退出TPP,但是中国、日本等一直推动RECP谈判,这会为亚洲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美国前贸易代表Mike Froman表示,亚洲地区一体化的推进,包括双边、区域性自贸协议正在商谈之中,美国也在进行一系列的双边自贸谈判。因此,全球化还在进行之中。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表示,无论喜不喜欢,支不支持,全球化是趋势,没有人可以改变。经济全球化没有输家,尽管受益的程度不同,甚至部分民众会失去工作。但政府可以通过宏观政策调整来帮助他们。

新西兰前总理Jenny Shipley表示,全球化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亚州、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国家和民众需要更加良好的基础设施。我们应当提高应对TPP谈判变化的敏捷性,可先在小范围内继续开展谈判,待相关国家人民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加入进来。

IMF前副总裁朱民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GDP增长的关联性高达80%。发达经济体GDP变动1%,就会带动新兴经济体0.4%的变化;相反,如果新兴经济体GDP变化1%,那么发达经济体就会有0.2%的变化。

  分论坛:亚洲金融风暴:20 年后的再思考

惠誉首席经济学家Brian Coulton称,亚洲金融危机对今日世界有四点教训可以借鉴:一是对美元汇率的单一“盯住”机制;二是过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或顺差;三是过度依赖美元短期债务、借短贷长,期限错配;四是信贷增长过快。

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称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宏观上源于宏观机制、国际货币体系的漏洞,微观上则源于套利行为及人性的贪婪。中国有能力应对国内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Kent Calder称IMF的决策令这场危机变得更糟。1997年和2008 年美联储加息实际是一个黄灯,而目前美国加息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香港新华集团董事Jonathan Choi称从公司角度,停止过高杠杆率、过多贷款、特别是外币借款,坚持“现金为王”,是从危机中汲取的教训。

  分论坛:次贷危机十周年

标准普尔执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Paul Sheard指出,美国次贷危机主要教训有两点:一、决策者以及监管机构应密切关注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并努力防止爆发。二、真的爆发了,要有一个最后借贷人的角色。三、不能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对今日三点启示。一、宏观政策避免过于松弛。二、市场不是万能的、监管更不是万能的,应追求更聪明更有效的监管。三,要对市场参与者的风险管理能力进行辨别、管理。目前中国不允许金融机构倒闭、不允许投资者损失,是很危险的。另外,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要警惕外部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诱惑。

波士顿咨询全球主席Hans-Paul Bürkner指出,衍生品的创造是基于金融基础,结构越复杂,最终购买者越不了解它的具体情况。

耶鲁大学、香港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指出,次贷危机中中国可以全身而退,并且从中受益,是因为中国有方法可以快速地促进经济,处于高速增长轨道,但中国需要警惕杠杆率提升。在历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都会果断出手,这本身也会积累巨大风险。

  分论坛:英国脱欧:全球化会逆转吗?

欧洲清算银行主席Frederic Hannequart表示,英国脱欧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反对人员移动方面的全球化;二是不希望看到由德国、法国来主导欧洲大陆的一体化。

商务部研究院前院长霍建国表示,英国脱欧后为中英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包括为双方签署FTA协议提供了可能。英国在高科技、服务方面有优势,今后英国可加大对中国服务领域的投入。

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董事长李若谷表示,中国下一步最主要的改革方向是金融市场化,中英金融业合作空间较大。“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英国正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

惠誉全球主权评级总裁 James McCormack表示,欧盟的最大问题是在一体化之前的基础工作没有做好。加入欧盟前,要先调整各自国内的财政、货币和监管政策,以适应欧盟统一制度框架。各成员国达不到欧盟设定的统一标准,这是欧盟当前的弱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教授张茉楠表示,欧盟发展有五个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统一大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欧盟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就遇到阻力,没有充分关注成员国内部的差异与差距,出现早熟问题。

  分论坛:财政政策的空间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示2017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保持 3%不变,中国目前的债务风险可控。增加的赤字主要包括于结构性减税以及制造业的升级创新,还包括民生开支的一些硬性支出。中国PPP项目发展快是由于政府没有把它作为短期融资的方法,而是服务于结构性改革,要警惕PPP项目运营不当变成政府债。

英国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Dave Ramsden[ew1] 表示英国希望能够把财政赤字降低到 3%以下。通过结构性调整,英国希望未来3年到5年当中,在资产负债表中不再有额外支出。

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前主席Max S.Baucus 表示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要缩减政府其他方面开支,投资基础设施,减少大公司税收,亦即所谓特朗普效应。这种看似可以拉动市场的法案,在实践过程中不太可能获得国会通过。

  分论坛:怎样去杠杆?

惠誉首席经济学家Brian Coulton表示中国的大部分债务为国有银行以及国有企业所拥有,债务增长加快不具有可持续性,其盈利都不足以支付利息。所以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去杠杆化不可避免。金融市场应当考虑如何把资本引入到私营部门。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表示中国资本密集型的能源、资源部门,杠杆率提高后,支付能力和偿付能力呈下降状态。如果向经济生产率更高的私营部门放更多的债,既可抵消经济放缓趋势,甚至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中国去杠杆问题目前主要是企业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问题。这次去杠杆,债转股在内的金融领域的措施是必要的。

IMF前副总裁朱民表示去杠杆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的债务增长率实际上已经减缓。第二,要以市场为依托,进行产能结构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第三,货币政策要非常审慎地提供流动性,确保流动性不会进入到错误的领域。

  金融科技(FinTech):科技,还是金融?

佰仟金融董事长刘实称金融科技2.0的本质是对数据的更多维度、更加深度的利用。

京东金融CEO陈生强称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是3个不同的概念。“互联网金融”的实质是以互联网为渠道售卖金融产品。“金融科技”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带来的技术革命。“科技金融”是企业运用科技手段为自己服务。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称金融科技行业应坚守风险防范底线,审慎监管,保证监管的一致性和穿透性。

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强调监管部门不能因噎废食,应充分给予商业实践发展空间。金融科技将对以普惠金融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产生五个方面的影响:第一,移动支付改变了人们接触金融的方式;第二,大数据可以通过数据的分析与概括,总结规律,对中小企业实现更好的风险管理;第三,节省成本;第四,实现跨行业、跨人群、跨国界、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第五,促进资本的流通。

  分论坛: “资本寒冬”来了吗?

携程首席营运官孙茂华表示,度过“资本寒冬”有三个关键点:一是运营过程中费用的控制;二是苦练内功;三是有精准预测未来的能力。

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称投资人与创业者都在进行净化,早期创业不应过多关注融资,要把精力灌注在产品研究和服务客户方面。创业不是只为了获取投资。

印度MyDala首席执行官Anisha Singh表示未来游戏将会呈现井喷式增长,特别是游戏频道+虚拟现实的模式。

  分论坛:资产证券化的是与非

香港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表示资产证券化可以减轻银行的资本流动性压力,可以提高资金的供应量。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Jim Stone表示,资产证券化像汽车一样需要好的刹车和方向盘。资产证券化中的征信过程、评级机构的评估和披露都很重要。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剑阁表示本轮债转股中国企改革的力度远远不够,中央特别强调,本轮债转股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替代行政和政府补贴。

  分论坛:第四次工业革命

达索系统CEO表示要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就要理解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融合。工业 4.0 时代的世界经济,不再是产品经济,更重要的是产品带来的体验。拥有想象力的永远只能是人,不会是机器。

国科控股董事长吴乐斌表示在 DNA技术、干细胞技术、克隆技术等生命技术的推动下,将来会形成第五次工业革命,即生命革命。

  分论坛:大宗商品见底了吗?

国际能源论坛秘书长孙贤胜表示,未来在油气市场方面有“三个不会”:一是油价不会再高于100美元;二是油价不会再暴跌;三是全球在油气勘探上,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投入,未来油价风险不会减少。

Xcoal创始人Ernie Thrsher表示,煤炭价格的变化意味着需求回升,而高价格又会吸引投资和资本,稳步增长需要资源增长来支持,未来继续看好大宗商品市场。

SK全球成长委员会委员长俞柾准表示2017年预期需求增加140万桶/天,其中,中国30万桶/天、印度30万桶/天、中东30万桶/天。2017年石油需求将处于正常化水平。

  分论坛:资本流动:管,还是不管?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表示美联储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结构性改革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打破垄断,缩小公共部门规模;第二,让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第三,放松管制,只有当市场出现扭曲时,政府才出手干预。目前,印度的改革力度低于印度的潜力。若改革,红利巨大。

野村证券前会长氏家纯一表示,3年前日本决定脱离通货紧缩状态,开始大量放水,非传统货币政策成功提高日本的就业率与工业生产效率,日本央行成功实现2%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

惠誉全球主权评级总裁James McCormack表示,面对利率的变化,新兴市场的抵御能力仍然较弱。新兴市场国家的负债水平正进一步上升,但比以往拥有更好的增长前景。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表示对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总体上持乐观态度。如果中国解除资本管制,人民币可能贬值。中国正消耗一部分外储支持人民币汇率。对外直接投资消耗一部分外储是健康现象。而储备累积时,人民币被极度低估。

  分论坛:分享经济:谁来定义?

ofo共享单车创始人戴威表示,共享经济企业并非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要往前走一步主动跟政府沟通。作为企业,不能总是认为政府制定的规则是在牵制企业发展,这不是政府制定行业规则的初衷。共享经济平台要选择相信用户,不能预先限制用户的行为模式,而是要先为用户创造价值。

小猪联合创始人陈驰表示,分享经济比较经典的定义是:个人将闲置的资源或者时间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但现在的业态都超出了这个范畴,例如B2C模式。分享是基于存量基础之上,做资源的重新配置。即便是基于增量的基础,也是通过共享的方式。从人到人的信用体系会重建一次,大家对于物质的使用,物质的生产,环境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都会被重构一次。

马蜂窝创始人陈罡表示,希望政府对共享经济体“管控更少一点 鼓励更多一点”。政府应该放手让企业更大胆的创新,同时多关注分享经济偏负面外部性问题。共享经济完全不用担心信用体系问题。

  分论坛:2016:虚拟现实元年

英特尔高级副总裁Josh WALDEN表示,未来的VR能把不同感官感受变成现实,用户不仅可以看可以听,还可以嗅可以摸。

中国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表示,VR市场里面有一些泡沫,需要经历市场的优胜劣汰来过滤出质量高的VR企业。VR核心技术、关键设备还不在中国手里。中国的VR领域会朝垂直市场发展,在电子商务、房地产销售和教育科研等领域会较快获得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平表示虚拟现实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人类未来能感知到的世界,一个是自然世界,另一个是虚拟世界。目前国内VR产业发展有两个瓶颈。一是VR内容制作的生产率比较低。二是人才缺失。

HTC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雪红表示,虚拟现实能提升教育质量。

Epic Games创始人Tim Sweeney表示,VR在社交领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VR对扫描用户面部,捕获用身体动作,使用户在不同环境中通过VR在一个房间里互相可见。

资料来源:

【1】海银研究部;

【2】博鳌亚洲论坛

【3】中国金融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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