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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攻略 国内宏观经济 财政部官方回应给曹德旺们:财政部将研究减税降费措施
财政部官方回应给曹德旺们:财政部将研究减税降费措施
摘要:本文源自中国证券网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企业税费负担问题答记者问如下为问答全文: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企业反映当前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您对此有何评论?答:我们注意

本文源自中国证券网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企业税费负担问题答记者问

如下为问答全文:

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企业反映当前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我们注意到了媒体的有关报道。关于现行税制是否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可以从近十年中国税制改革的进程作些分析和判断。这里我们先回顾一下目前约占我国税收收入60%的两个主要税种,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改革过程的政策导向。

2008年,我国对企业所得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取消内外资企业差别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二是法定税率由33%降为25%,如果进行国际比较,这一税率属于中等水平;三是将原来以区域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体系转变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四是对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分别给予15%和20%低税率优惠;五是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执行15%低税率优惠。从以上改革措施不难看出,企业所得税改革,是按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设计的,同时也重点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的发展。

2009年,在全国范围实施了增值税转型改革,企业购进机器设备支付的增值税可以抵扣,当年减税1416亿元;2012年开始在上海实行交通运输业,以及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当年减税426亿元,其中包括其它非试点地区企业购进试点地区企业服务增加进项抵扣少缴的税额;2014年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扩大到全国“3+7”个行业,即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3个大类行业,以及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等7个现代服务业,当年减税1918亿元;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企业购进服务、不动产等支付的增值税都可以抵扣,当年减税超过5000亿元。从税率来看,我国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为17%,在世界上160多个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间水平,同时还设置了13%、11%、6%三档低税率。

总的看,近十年来我国涉及企业的两大主要税种的税制改革,体现了普遍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的政策导向,是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放水养鱼”意识,在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着力完善税收制度,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有企业反映一年缴纳几百项收费,请问对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有什么考虑?

我们听到了企业的反映,已请有关地方财政部门进行调查,如果有乱收费行为,将严肃查处。

近些年,在推进税制改革、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同时,我们始终重视涉企收费管理问题。本届政府成立以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措施,目前保留的中央级政府性基金减少到23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到92项,其中,涉企收费68项。各地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也大大减少。当然,涉企收费问题比较复杂,除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外,还有中介服务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等经营服务性收费。

下一步,我们将与有关部门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在财政部门户网站公开中央和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拓展阅读:

《中央财经大学王雍君评财政部回应,没有法定基础的非税收入应全部取消》

本文源自网易财经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涉企收费的问题复杂在哪,几百项收费从何而来,为什么财政部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要向这些企业收费?

王雍君:涉企收费问题由来已久,至今仍未得到足够重视和妥善解决。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收费类别众多,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中介服务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等经营服务性收费;二是收费部门与机构众多,缺乏统筹和集中化管理;三是大部分收费游离于预算程序与报告之外,成为典型的预算外资金。财政部门虽然在概念上不承认预算外资金,但预算外资金的存在却为不争之事实。既然是预算外资金,没有纳入预算申报、审查、批准和执行程序,财政部门自己都不清楚也就不奇怪了。

复杂性的根源,在于涉企收费的法定基础缺失和法治安排不良,以至形成名副其实的“黑箱预算”,即作为特殊的秘密账户而消失于公众与监管部门的视野之外。

财政部称现行税制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您如何看待?

王雍君:这个提法比较笼统。现行税制存在两面性,既有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面,也有不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面。正因为后者的存在,现行税制才需要进一步改革。实施大量税收优惠措施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但整体的宏观财政负担以及税负分配的平等性更为重要。

现行税制下,单个税种的税率在国际上大多属于中等,但综合起来看,整体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位居前列,部分原因在于中国采取大型间接税(增值税与消费税为主)与大型直接税(企业所得税为主)并行的双主体税制。另外,税负在国企与民企间的分配、辖区间的分配以及产业间的分配,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如果考虑到庞大的非税收入,整体的宏观税负之高更不容忽视。政府性债务归根结底也需要纳税人未来买单。

如何看待曹德旺在美国建厂,是否是一种趋势?

王雍君:眼下中国尤其需要在中高端制造业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所以,把这些投资留在国内十分重要。但是,把商业决策与政治考量或爱国主义情怀区分开来同等重要。商业决策的逻辑全然不同于政治逻辑和爱国主义情怀。前者强调利润前景和整体的投资环境。要求商业决策服从政治考量并受制于爱国主义的逻辑站不住脚。每个国家都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权利,中国和美国都不例外。如果大量民营企业家或大额投资都转移到国外,那么,这个国家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反思这种情况为何会发生,整体的投资环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设法解决问题,创造真正能够吸引和留住国内外投资的环境。

财政部的回应释放了什么信号,下一步可能采取何种措施?

王雍君:尽管中国整体的宏观税负偏高,减税的空间依然存在,但减税充其量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中国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其实只有两个:激励机制和整体环境。只要整体的激励机制和投资环境不足以激发与塑造整体的创新、创业与企业家精神,设想中国经济走上繁荣发展的第二春就很困难。其中一个因素涉及非税收入的法定基础与治理安排。没有法定基础的政府性非税收入,原则上应全部取消,否则,“法无授权不可为”如何落实?这项举措也有利降低企业成本和不合理的财政负担。治理安排也要精心建构,包括集中化管理、定期审查、审计以及充分的信息披露,问责制尤其重要。

拓展阅读:

《国税总局李万甫: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较低》

李万甫,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日前,有关媒体相继报道“死亡税率”问题,有关人士认为,“死亡税率――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税率之重,接近企业的‘死亡线’”,“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归结起来,其核心要义就是: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企业生存空间,是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情况果真如此吗?

一、“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源自有关媒体的报道,“当前我国企业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死亡。”或称作“死亡税率”。这一说法的提出,足够吸引社会公众的眼球,激起了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界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绪宣泄,引发社会公众对税负问题的误解,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所谓的“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与“30-40%的税费负担”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需审慎对待,尚难以简单评价!至于30-40%的“死亡税率”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这一结论,严重曲解和低估了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形成经济增速下滑的诱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因素,又有制度因素,也有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思维,是否可以这样递推出:只要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了,经济下行压力就会得到遏制。显然,经济运行状态的转变远非这样简单。至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事实上,我国宏观税负近些年来一直稳中有降,特别是一系列减税降负措施的陆续出台,企业的税负大大减轻,但同期经济增长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由最初的两位数的高增长到目前6.7%的增长。可见,简单推论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二、正确看待宏观税负的水平

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通常结合政府收入构成状况,分为大、中、小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测算口径,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23.4%,而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5%;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数据测算,2013年发达国家为25.9%,发展中国家为20.4%。

此外,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税率,世界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126个国家标准税率平均为23.7%,欧盟国家所得税标准税率平均为22.1%,OECD国家平均为24.8%;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为17%,还有13%、11%和6%的低档税率,实行增值税国家标准税率平均为15.7%,欧盟国家增值税标准税率平均为21.6%。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当然,由于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一,税率设定不同,对企业而言,衡量企业税负的轻或重,不能简单片面只看税率的高低,税率并不等于税负,应当从多维度综合衡量。

三、税负的结构性分析

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对税(费)负敏感,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盈利能力变弱时,企业自然会感觉税费负担重。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费)占比较高,企业直接负担的税费显得并不高。

从税负的转嫁性来看,收费往往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有关,与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相关联,难以转嫁;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由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至于流转税的累退性,可以通过税制结构优化完成,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四、完善我国宏观税负的几点思考

一是推进清费立税进程。加大费改税力度,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大力推进税制改革的进程中,适时将某些收费项目并入到税改方案中,统筹实施;在构建财税体制框架结构中,通过费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确保地方财源稳固。

二是加大减税降负力度。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相互间资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为企业和市场松绑,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三是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借营改增减税之机,进一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积极研究房地产税立法,扩大企业所得税税基,规范税前扣除。通过税制改革,为政府实施精准调控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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